后极权与极权有许多区别，我认为至少有一种区别是，后极权也许不像极权那么恐怖、疯狂和邪乎，但后极权比极权更丑恶、滑稽和下流。如果说极权是庄严的，那么后极权就是滑稽的，如果说极权是专业演员的正式演出，那么后极权就是业余演员的临时娱乐，如果说极权的演出者是为了一个自以为神圣的目标，那么后极权的演出者只是为了拿一笔数目具体的出场费。郭飞雄案件固然是当局对公民维权运动的一次赤裸迫害，但这种迫害过程却打上了明显的后极权特征。

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郭飞雄先后三次被抓捕入狱，第一次是在北京，因为涉嫌策划反日游行，关押两个多星期后被释放，第二次在广州，因为帮助太石村农民维权，关押四个月后释放，第三次还是在广州，这次的罪名与政治无关，是一个“非法经营罪”，但一关就是十个月。根据共产党的法律，非法经营罪的罪过比前两次的政治罪要轻得多，但根据这个新找到的罪名，对他不像前两次一样抓了放、放了抓，吓唬吓唬而已，这次是真抓，抓了不放，关入黑牢，不判刑罚誓不罢休。

当局玩弄“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的把戏，把一个政治异议者以“非法经营罪”投入黑牢，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显然是对传统政治的一种当代恶搞，把政治娱乐化、小丑化。这当然是对政治对手的不尊重，但也是当局对自己的不尊重，贬低对手的同时也在贬低自己，弄脏了所谓政治文明，也弄脏了法律。我从来不认为极权者会有幽默感或娱乐精神，后极权时代对政治的这种恶搞，恰恰是一种厚颜无耻，就像一个拒绝退休的演员，宁愿说笑出丑、自我作践也要厚着脸皮继续把持舞台，令人恶心。

一个政权在不长的时间对一个人三度抓捕，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看出当局对他的愤怒程度，可以说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不治郭以罪、陷郭以狱，决不甘心，但这种反复无常的行为同时也暴露了当局的心虚气短、犹豫不决和缺乏自信。当局对郭飞雄如此抓了放、放了抓，固然可以惩罚郭飞雄本人，对他百般羞辱，使他吃尽苦头，也宣泄了极权者对他个人的非理性仇恨。但这种恶劣的后极权式的行为，不是没有代价的，其代价就是严重败坏了自己制定的法律的尊严，告诉其他公民法律就是儿戏，给其他守法公民做了一个极其恶劣的示范，使其他人轻视法律、嘲笑法律，使人们看清了中国法治脆弱的、虚伪的本质、看清了法律与正义之间的实际距离有多么遥远。以这种方式惩罚异议人士，惩罚得越多，对极权体制本身的伤害也越大，可以说每一次对异议者的惩罚都是专制体制的一次慢性自杀，将它的专制恐怖能量，通过这种恶搞的方式一点一点消耗掉，最终在它的人民面前威风扫地、颜面尽失，就像一只羽毛掉光的火鸡。一个丧失了表演才能又拒绝退休的演员，越是以自我作践的滑稽方式企图延续自己的舞台生命，其舞台生命就越是丧失得快——他的每次努力不但达不到吸引观众的目的，反而招来嘘声，只能使观众更快的唾弃他。

想惩罚一个不肯对极权制度驯服的异议者，却不敢正大光明、理直气壮的进行，不敢正面进攻，只能采取拐弯抹角、旁敲侧击、借题发挥的变态方式，一个中国社会的观察家如果能够成功忍受自己的恶心，则可以从中看到值得乐观的方面。极权体制已经丧失底气，自己也知道自己的形象不像宣传的那样堂皇了，这个体制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已经不一样了，体制的最高权力者和下层的执行者之间已经出现间隙，下层具体执行者宁愿采取应付差事的方式，也不肯让自己承担过多的道德压力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给郭飞雄罗织罪名，依据的是十年前发生的事，即便郭在十年前真的有过非法经营的事实，现在也早过法定追溯期限了。如果我的这个判断成立，这次罗织罪名对郭飞雄的惩罚，则更加恶劣。尽管如此，仍未丧失其后极权特征。
谨以此文声援即将面临审判的郭飞雄先生。

2007-6-16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