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与汪晖讨论的文章中说：“一九八九政治运动中如影相随的一对口号是‘反腐败’、‘争民主’，学生和工人上街同样都是举着这两面旗帜。”但是这样的说法还是比较笼统的，下面试析在八九民运不同阶段中具体目标的演变。

赵紫阳下台，戒严令发布，军队进城之后，八九民运失败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因为现实的政治力量对比摆在那里：一方面，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已经解决，军警特等专政工具已经全面启动。另一方面，尽管有一部分青年农民积极投身八九民运（北京市第二监狱关押的所谓“六四暴徒”中有很多人是京郊的农民），然而农民的主体没有卷入到这场运动中来，北京市委甚至还可以用发补贴的办法组织所谓的“农民集会”；与主要由市民子弟组成的东欧国家军队不同，由于长期实行城乡隔离的二元体制所造成的城乡差距、城乡隔阂，主要由农民子弟组成的中国军队在向市民和楼房扫射时，能够下得去手；相当一部分工人在奖金刺激和同情心的矛盾面前迟疑不决，有组织全面罢工的局面没有能够形成；学生和知识分子则处于无组织状态，而且彼此防范，互不信任。但是，运动的参加者们不肯屈膝投降，他们还要“以一切非暴力方式进行坚决的抗争”。如《告人民书》所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1976年‘四五’镇压后的黑暗局面”“重演”；或如《光明与黑暗的最后决战》所说，“我们只能背水一战了”。

在这种情况下，对运动的目标进行了调整。我把这个调整归纳为：一方面是以攻为守，一方面是以守为攻。所谓“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爱国”体现的是前一方面，“维宪”体现的是后一方面。

“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发布的几个公告——《光明与黑暗的最后决战》、《致北京市民的公开信》、《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公开信》、《关于时局的十点声明》，均把李鹏、李锡铭、陈希同、何东昌作为主攻对象，尤其是把火力集中在李鹏身上。《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严正声明》称：“李鹏逆世界民主潮流而动，依靠各种卑鄙恶劣的手段，阴谋策划，准备对这场运动进行血腥镇压，并以此为契机，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李鹏已暴露出他反党反人民的真面目，应立即召开人大紧急会议，坚决罢免李鹏，立即召开党中央会议，清除李鹏死党，李鹏本人准备接受人民的审判。”措辞虽然强烈，目标已经降低。戒严之后，在学生和知识分子组织的各种公告和知名人士的联署声明中，都没有再把邓小平作为直接攻击对象。但是，这种调整为时已晚，不可能对大局产生影响了。

在发动这种宣传攻势的时候，很多人已经不大考虑诸如新闻自由、结社自由等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了，考虑更多的是能否守住官方曾经承认过的“爱国运动”的底线，能否全身而退。《告人民书》号召“实行全国性罢工、罢课、罢教、罢市”，“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也讨论过组织学生动员工人罢工的问题。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广播过一篇《掀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评论员文章，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掀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文章说：“不合作的方式可以是多层次、多渠道的。既可以表现为罢工、罢市、罢课、罢教、示威、游行，也可以表现为怠工、躲避、敷衍等消极抵抗，也可以表现在拒买国库券、提取存款等具体手段上。”然而，由于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领袖以及联席会议都把过多的精力用在从广场“撤还是不撤”的问题上，决策反反复复，多层次的、多渠道的全民非暴力抗争活动最终没能有组织地展开。这正是急于求退的防守心态所导致的结果。撤出广场并不是要撤出运动，恰恰相反，撤出广场，才能更好地整合学生队伍，更积极地组织全民性的抗争。
    
所谓“以守为攻”，就是强调运动的合宪性、合法性，以及李鹏等人所作所为的违宪性、违法性。《关于时局的十点声明》指出：“这次学运和民运的出发点是：推进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加快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清除执政党和政府中严重存在的腐败现象，才能真正杜绝万民痛恨的‘官倒’现象。显而易见，这些充分体现了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正因为如此，这次运动才得到全国各地、港澳地区以至全世界人民群众如此广泛而热烈的响应和支持，也才能从最初的首都高校的学生运动发展成为如此浩大的全民爱国民主运动。”以此阐明运动的合理与合法。声明接着指出：“五月二十日李鹏签发的极端非理性的戒严令，更是破坏民主与法制的法西斯恐吓手段，它使全体人民深切感受到只要李鹏等人在台上，所有参加过声援这场民主运动的学生、工人、市民、党员、干部、知识分子的人身安全就有严重的危险。正因为如此，在发布戒严令以后，各界人民群众才一致提出罢免李鹏、何东昌等人的完全正当而合法的要求。”

李鹏签发戒严令是违宪违法的擅权行为。《戒严法》第三条规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戒严，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发布戒严令。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的戒严，由国务院决定，国务院总理发布戒严令。”在5月26日的党外人士会议上，彭真针对有人说国务院决定北京市戒严不合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撤销国务院宣布的戒严令，狡辩道：“北京市总面积一万六、七千平方公里，实行戒严的地区不过千把平方公里”，因此可以算是北京市的部分地区。但是，在这“千把平方公里”却居住着北京市80%以上的人口，对超过半数以上人口实行戒严，就应当是对北京市的戒严。而且，“由国务院决定”戒严，不等于由国务院总理决定戒严。根据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于1982年12月10日通过的《国务院组织法》第二条，“国务院由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组成。” 根据该法第四条，“国务院全体会议由国务院全体成员组成”，像决定戒严这样的重大问题，必须经“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决定”。李鹏没有经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就擅自发布戒严令，完全是违宪违法的。而在没有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和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下，就把赵紫阳撤职和软禁起来，也是违反中共党章的行为，是凭借军事力量实施的政变行为。联席会议以“维宪”命名，就是要表明，爱国民主运动是公民以非暴力抗争方式来维护宪法和争取宪政，而李鹏等人越权动武，践踏宪法，镇压民众，才是军事政变和社会动乱的罪魁祸首。

根据维宪合法的原则，八九民运的参加者采取了多种方式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出来掌控政治主导权。在这方面，胡绩伟、曹思源、高瑜等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曹、高二人也因此成为在“六四”之前首批被捕的知识分子。5月21日，四通公司下属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曹思源起草了一份提议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的呼吁书。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原《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电话约请《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高瑜起草一份文件，以学生名义致信人大常委会干预事态发展。高瑜起草完公开信后，和《经济学周报》总编辑何家栋一起赶赴天安门广场，经由广场上几十个高校的代表讨论并签署后，正式递交给人大常委会收发室。曹思源等人在征得胡绩伟同意后，以胡的名义开展了征集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活动。他们或登门拜访，或打电话，或发加急电报，一共征集到57名委员对于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联署，超过了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24日下午，曹思源等人将有关联署材料和胡绩伟致万里委员长、习仲勋副委员长、彭冲副委员长的亲笔信送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发室。他们还把有关材料提供给了香港《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刘锐绍。25日，《文汇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通栏大字标题刊登了《人大常委五十七人上书要求召开常委紧急会议》的报道。只要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能够召开，不论它通过一个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的决议，还是通过一个有关反贪污的议案，都是开创了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权力机构的先例，也就是在中共一元化领导体制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中共元老集团绝对不能容忍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他们在派坦克攻占广场之前，就率先对参与这一活动的知识分子收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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