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媒体报道，10月16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町村信孝在内阁会议结束后的记者会上宣布，决定中止对缅经援中与民生无直接关联的人才开发部分，约5.5亿日元（约470万美元）的无偿资金援助。至此，缅甸发生人道主义危机以来，日本在“援助还是制裁”的问题上，长达近一个月的“政策调整”告一段落，终于形成了有限制裁的共识。

9月27日，在仰光市中心，手持摄影机、正在示威现场进行报道活动的日本APF图片新闻社摄影记者长井健司（Kenji Nagai）遭镇压军人近距离射杀而身亡，成为在“袈裟革命”中流血的第一个外国人，也使事态升级为外交事件。

事件发生后，作为缅甸最大施主的日本，虽然在第一时间展开交涉，但却没有马上停止对缅甸的经援，甚至放出将不会叫停经援的信号。惟其如此，缅军政府气焰更长，态度强硬，不仅把罹难记者的死因说成是“因士兵无法区分示威者与记者而导致的偶发事件”，甚至归咎为死者的签证问题（“应持记者签证入境，而不是观光签证”），记者倒下前最后一刻使用的摄影机至今未归还。

缅甸的人道主义危机，在国际社会掀起了巨大的舆论波澜。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缅甸问题主席声明，美国和欧盟启动制裁，连一向在政治、外交问题上极其低调的美国第一夫人布什。劳拉都破例接受媒体采访，甚至不惜亲自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在抨击军政权“镇压示威的野蛮行径”的同时，威胁说如果未来数日之内依然看不到军政权民主化的迹象的话，布什政权将动议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

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舆论及制裁，对动摇和软化军政当局的强硬姿态、缓解缅国内局势，究竟能起到多大的效用，其实难说——缅甸毕竟不是20世纪70-80年代的阿根廷，其所属的区域组织东盟（ASEAN）也不是曾在战后出台过《美洲人权公约》的美洲国家组织（OAS）。面对缅军政权四个最主要的利益攸关方（中国、东盟、日本和印度），除日本外，国际人权机构、跨国人权组织的运作实力鞭长莫及，对相关国家（地区）的外交政策施加影响更难期待。从某种意义上说，1988年以降，虽然缅甸国内20年来民主抗议活动不断，昂山。素季等民主的象征犹在，但民主化却始终不见出口的局面的形成，莫不与周边大国谋求各自的地缘、战略利益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尽管美高调“制裁”，但华府对与缅军政权谈判始终持消极态度，援助更谈不上，所以美国的制裁动议，多半属于“慷他人之慨”。倒是日本，基于交涉、对话有助于改善缅人权状况的立场和认识，对后者一直采取“建设性参与”（Constructive Engagement）的政策，边谈判边援助。仅2006年度，对缅政府开发援助（ODA）额即达30亿日元（2001年度曾高达100亿日元）。

从事件初期的不影响经援论，到叫停无偿援助部分的有限制裁，日本的应对似乎经历了一个“转型”，再次给国际社会以首鼠两端的印象。思考其政策决策的过程颇耐人寻味。大致说来，至少有三种因素影响了日本的决策：

首先是中国因素。日本虽然是缅甸的最大金主，但中国却是其最大的军援国。日本难以坐视随着ODA的退场，中国影响力独大，日本战略利益受损的现实；其次是美国因素。华盛顿呼吁制裁，日本完全听而不闻的话，有违同盟国之间的协调立场，也有失“盟主”的面子；还有日本国内因素。民主国家的记者遭外国军政当局杀害，这毕竟不是普通的事态，国内要求制裁的舆论分贝甚高，日本笔会发表抗议声明，表达强烈的愤慨，一份由包括众多名记者、名作家签名的万名知识分子署名抗议书已递交缅驻日使馆，要求查明真相，惩办凶手。日本作为民主国家，其外交政策不可能不对如此民意做出某种回应。

毋庸讳言，此次把经援与人权挂钩，无疑是日本人权外交的一次尝试，正如町村信孝官房长官在记者会上所阐述的那样，日本“将强烈敦促缅甸政府倾听国际社会的声音，切实推进民主化进程”。但仅据此便认为人权高于国家利益，则为时尚早。因为，一个国家的地缘、战略利益是多元、立体的构成，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政府在世界的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对缅的有限制裁，未尝不是一石二鸟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