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讲，中共十七大之后，权力核心层面的经济增长观念正在往经济发展方面趋进。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现象，因为中国历经江泽民时代无发展的增长（特别是1997至2003这五年），积累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亟需出台新的政策予以因应。在另一方面，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虽是发展经济学第二阶段的要求──从A.刘易斯至A.菲什罗及H.钱纳里这么一个巨大进步──把“增长”调整为经济社会治理结构的全面改善，并且就2007年获诺奖的马斯金等人的机制理论来看也是发展经济学的一项逻辑结果，但是，中国的现阶段根本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在“观念”意义上有些许价值，本质上仍是“一条腿的科学发展观”。因为：其一，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依赖于完善的法制（治），完善的法制（治）的底蕴是充分的民主；其二，虽然发展经济学第三阶段尚未呈现出与生态经济学相挂钩的特征，但是，无可否认的理论本质是──生态经济学应该是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

第一个缺憾是制度层面之上的价值理性缺乏造成的，它可称为“哈贝马斯谜团”。

2001年4月份，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右翼代表哈贝马斯来中国进行学术交流，国内顶尖级公共知识分子黄平、信春鹰、曹卫东等13人与哈贝马斯进行了交流。哈贝马斯在回答信春鹰关于法制（治）的现代化问题时，告诫中国学者说：现代法律制度的基础是彻底民主化社会，没有基本的自由、平等以及政治参与的权利，没有基本的社会公正，现代法律制度就无从谈起。

当时在我看来（2001年我还在监狱服刑），哈贝马斯的“两个基本”

实质上基本否定了中国的法律技术主义改进达到终极目标的可能性。

事实也确乎如此，因为无论是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即非专业领导专业的审判工作），还是加大力度查处司法腐败，均不可能从根本上确立立法伦理，况且还有一个比审判委员制度更致执（司）法畸变的政法委员会呢？

一言以蔽之：中国法制（治）的“哈贝马斯谜团”背后是个知性不足的问题。

第二个缺憾与知性不足相关，但更表现为技术层面的机会主义，即“科学发展观”仅仅具有“观念”意义。此情状的背后是利益冲突之后的“幕后妥协”，即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妥协，调控部门与官营产业界的妥协。这样的妥协实际上是把民意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

作为技术性的表现，渤海大炼化项目热潮化成为“科学发展观”的反讽。公开媒体报道说：“天津、河北、大连，一批大炼化项目纷纷计划落户渤海岸边。而以滨海新区和曹妃甸为主要构成的中国北方经济发展隆起带，大炼化项目更是其支柱产业。”

在天津，2005年底开建了一个千万吨炼油项目；目前，中俄合资的天津东方千万吨炼油项目已经进入选址阶段。而河北的沧州与辽宁的大连，也要分别上一个一千万吨的炼油项目和三千万吨的炼油项目。以上三个城市中的天津与大连还都有百万吨的乙烯项目等待开工。在这些大项目之外，已经存在4，000家小石化项目，污染渤海已经时日持久。

渤海正在成为中国的工业厕所，海水中的重金属含量超过正常水平两千倍。这意味着渤海不仅成为消灭海洋物种的屠宰场，而且其海产品成为高致癌率食品。国家海洋局的公报表明：渤海每年要承受40亿吨污水、57亿吨毒性废弃物、20吨固体废弃物；其承纳污染的结果更为可怕──全国1/3的污水排海量进入了渤海，1/2的陆地污染物进入了渤海。与此同时，国家从2001年试图治理渤海污染，已经投入了500亿元之巨的资金，但效果不甚了了，水质恶化情况仍在迅速发展。

国家规划的始于2001年的渤海15年“碧海计划”成了一项不幸的谶言：如果大炼化项目全部落实，那么今后七到八年的时间，渤海很有可能为“无鱼海”与工业死海。除了承纳污染与钻取石油，它不再具有海的意义。

法制（治）的伦理落后与环境的严重污染看起来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从本质上讲它都是“无发展的增长”的佐证，足以说明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治治理存在巨大的伦理悖论。对于执政党来说，其科学发展观是一条腿的，甚至说这一条腿的足部都是“泥捏的”。要想使科学发展观成为一种政治伦理，势必要从法制（治）伦理重建与生态经济构建而始。今后十年，这两项重大的社会治理项目能够启动吗？仍然是一个悬念。

（2007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