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国模式，并非只意味着引进市场机制，实行对外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及诸如此类；中国模式还意味着六四屠杀。

程映红（张伟国摄）

最近，香港的田园书屋推出旅美学者程映虹博士的新著《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程映虹来自中国大陆，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部，后赴美留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现在美国德拉瓦州立大学任教。程映虹博士长期专注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九十年代在国内出版了一本《二十世纪最后的革命家――卡斯特罗传》，殊不料引起古巴外交部的强烈抗议，于是被中宣部下令查禁。后来这本书又由香港的明镜出版社出版，在海外发行。

我们知道，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国际性的运动。中国的共产主义既是国际共运的产物，并一直受到国际共运风云变幻的强大影响；而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共产主义又反过来对国际共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毛时代。遗憾的是，对于后一方面的问题，国人的研究还很不够。程映虹博士这本《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应是迄今为止在这一领域的最有份量的著作。

《毛主义革命》全书共有十二篇，涉及的题目很广泛。作者讲到毛主义、特别是毛的文革理论对世界的影响，其中，红色高棉的大屠杀最令人发指。这对那些至今仍然崇拜毛，特别是赞颂毛的世界影响的人是当头棒喝。作者还讲到中共和苏共、和古巴共产党如何在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的堂皇旗号下对人心的控制和对自由的侵犯，讲到一些西方知识分子为何一度对毛式革命那么迷恋，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的巨大诱惑和危害作出了精辟的剖析与批判。

本书结合历史叙述与理论分析。作者尤其善于选取特殊的人物与事件，通过引人入胜的描写，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毛主义革命》一书虽然讲的是毛主义对世界的影响，但它又反过来加深了我们对毛主义的认识，并进而加深我们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认识。全书史料丰富翔实，叙述条理分明，文笔生动流畅，读来不但增长知识，而且发人深省。

早先毛泽东讲过一句话：“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八九之后，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中国成了硕果仅存的共产大国，于是有人把这句话改成“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其实这话说得不准确，因为在当今世界，很少有国家比中国更不社会主义的了。真正的问题是，中国在经历了堪称翻天覆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经济改革后，却仍然能保持共产党一党专政不变，而且还造成持续二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这倒是一个世纪之谜。本书有一篇专讲古巴的卡斯特罗为什么拒绝中国模式的改革。其中写到卡斯特罗明知社会主义弊病丛生，但出于维护自身权力的需要顽固地拒绝改革，“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书中还引用了卡斯特罗的兄弟劳尔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讲的话。劳尔说，他之所以拒绝中国模式的改革，是因为他“不想为把坦克开上街头负责”。这就提醒人们：所谓中国模式，并非只意味着引进市场机制，实行对外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及诸如此类；中国模式还意味着六四屠杀。

这道理一想就明白。共产党是靠消灭私有制起家的，如今它又回过头来搞私有化，那无异于釜底抽薪，自己取消了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引出要求结束共产党专政的民主化洪流。面对这股民主化洪流，稍有人性的共产党都不敢镇压，而不敢镇压的原因是不好意思镇压，是没脸镇压。因为他们自知理亏心虚，他们对自己的人民有强烈的负罪感。这就是为什么苏联东欧各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尽管重兵在握，但都能放下屠刀，接受民主，与人民达成和解。唯有中共，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坦克车开上街头，残酷镇压和平请愿的民众。我要强调的是，六四屠杀不但是十分残暴的，而且是极其无耻的。从卡斯特罗兄弟拒绝中国模式这件事，我们不但可以了解到古巴共产主义的进退维谷，也可以进一步醒悟到中国模式本身的无耻与野蛮。在所谓中国模式居然受到很多称赞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一点，不要忘记所谓中国模式是对人类良知的肆意践踏与公然蹂躏，不要忽略所谓中国模式对人权、民主、正义与和平的巨大威胁。

原载《人与人权》2008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