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政之的才情与风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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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晓慧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7-25 23:48:28  |
 胡政之(1889—1949)，名霖，字政之，笔名冷观，四川成都人。1906年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主修法律和科学。1912年回国后加入上海《大共和日报》工作，转年被擢为总编辑。1916年接任《大公报》主笔兼总经理。1921年创办国闻通讯社。1926年与吴鼎昌、张季鸾合作接办新记《大公报》，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1948年在香港重新出版《大公报》。1949年病逝世于上海。
胡政之这个人
记得2004年夏季，忽接到王瑾先生(胡政之的外孙，《胡政之文集》主编之一)的信函，其中谈到他经多年努力，系统收集、整理出胡政之资料上百万字，念天津是《大公报》的发端地，故想托我联系在天津出版《胡政之文集》。我随即找到天津人民出版社，陈述《胡政之文集》在津出版的意义和影响。随后陪同来津的王瑾先生到天津人民出版社与总编陈益民先生面谈，双方一拍即合。今天，《胡政之文集》终于面世，值得庆贺，也了却了我的一桩心事。
在声像和网络还没有大举进入公众生活领域之前，报纸是社会的主要媒体。而《大公报》是中国报业史上一座令人景仰、令人叹服的高峰，它是中国早期文化产业的代表，身为《大公报》总经理的胡政之则是《大公报》史的丰碑式人物，他不仅主持报纸的时间最久(从1916年开始，前后将近三十年)，而且他于1948年选择香港为《大公报》的再生地，使中国和世界的读者今天仍然能看到有百年历史的《大公报》。但是胡政之的报学思想对《大公报》的影响有多大？胡政之为什么能使《大公报》事业与营业双赢？胡政之是什么样的历史人物？由于资料所限，这些问题还成为学术界研究的谜点。
胡政之毕生从事新闻工作，担任过记者、编辑、总经理、总编辑等各项职务，从管理工厂、推进业务，到采访、编辑、写评论、翻译，无一不能，无一不精。他不仅是一个杰出的记者、报刊政论家，而且也是一个熟练的编辑。他通晓六国语言，参加过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和1945年的联合国成立大会，多次游历欧美各国，具有全球视野。这样的经历，在旧中国的新闻界并世无两。在他身上不仅仅具有新闻人的敏锐和社会责任感，同时也具有政治家的意识、社会活动家的干练与企业家的务实，用现在的术语说，是复合式人才。这位在中国被称为报坛巨擘、在外国被誉为著名发行人(publisher)的“报业祭酒”式人物，由于关于他的资料零星散落于一些回忆文字和史实中，不成体系，所以不能以真实的全貌呈现于世人面前，这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大缺憾。
如今洋洋九十五万字的《胡政之文集》与广大读者见面，它汇编了胡政之1912年至1948年发表的文章、讲话共七百二十余篇，分为政论、时评、新闻、通讯、讲话及其他等六部分，我们可以了解到他的文思、才情、风骨等许多鲜为人知的方面。
不放弃对当道者的批评
通行的中国新闻史认为，在1916年10月王郅隆接办《大公报》后，该报成为安福系的机关报，是皖系军阀的喉舌。其实，王郅隆聘请胡政之为《大公报》主笔兼经理后，特别是1916年10月到1918年12月胡政之出国之前的两年间，以及胡政之1920年5月从欧洲回国到8月中旬辞职前，胡政之对《大公报》的版面和内容进行了革新，这些改革的努力没有受到王郅隆的干涉。如1917年1月10日，《大公报》在报头显著位置刊出《本报特辟教育实业专栏预告》：“本报同人以为今日救国大计惟在教民、富民，故教育实业乃国家存亡的关键。拟即日于本报特辟教育实业专栏，广搜名家论著介绍、调查报告，披露各种成绩，以供爱读诸君参考。”
《大公报》也没有因为王郅隆与安福系的关系而一边倒，放弃对当道者的批评，甚至有些言论还是很尖锐的。胡政之在王郅隆时期任主笔发表的文章中，对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报道很引人注目。1917年7月1日，张勋带辫子军悍然拥清废帝溥仪复辟。第二天，《大公报》以《共和国从此告终乎》的大标题，用多个版面的篇幅，对复辟的情形、处置黎元洪的传闻、对官吏的任命、北京的秩序、清皇室的态度、外交界的反应等都作了详细的报道。7月3日的大标题依然是《共和国从此告终乎》，报道包括北京报界已失去言论自由；张勋传出上谕，要不断地封官晋爵；“北洋之狗”冯国璋在南京通电反对复辟；澄清黎元洪自杀的传言；清宫内部已开始为权位而争，瑾太妃等痛哭不已。这一天的“紧要新闻”也刊出梁启超反对复辟通电的全文。该报每天都以主要篇幅报道这一事件，直到闹剧在一片叫骂声和武力讨伐声中匆忙收场。
“不私不盲”的报学思想
人们一般把《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与张季鸾连在一起。“四不方针”确实是张季鸾的手笔，但也体现了胡政之的办报观念。在《胡政之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胡政之的报学思想对《大公报》的影响。
1917年，胡政之在《大公报》上发表的元旦寄语《元旦之新希望》，就集中阐述了他对新闻事业的理想和要求。他说：“新闻事业之天职有二：一在报道之真确公正之新闻，二在铸造稳健切实之舆论，而二者相较，前者尤重。”在这里包含四层含义：其一，报道新闻，传播信息是新闻事业的基本职能，新闻事业首要任务是满足国民对新闻信息的需求；其二，选择新闻、报道事实，有价值判断的要求，这就是真实、准确、公正、不私；其三，新闻事业应构筑平和公允、与实际相符的舆论，观点力求深刻切实，不能随俗唯否，欺世盗名；其四，最重要的是报道真实公正的新闻，“盖新闻不真确不公正，则稳健切实之舆论无所根据也”。他还说：“新闻者天下之公器，非记者一二人所可私，亦非一党一派所可得而私。不慧自入报界，以不攻击私德，不偏袒一党自誓，更不愿以过激之言辞欺世盗名，故本报向来报道多而主张少，今后亦当如此。”此语正与“四不方针”有暗合之处。
1926年6月，新记公司收购《大公报》，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在9月1日续刊发表“四不方针”，即体现了胡政之的上述观念。他后来说：“归纳起来，即是不私不盲而已。”并把“不私不盲”作为《大公报》的社训。
也是文章好手
评价《大公报》，一般都说大公报的三驾马车是张季鸾主持言论，胡政之管理业务，吴鼎昌筹措资金。人们看重的大都是胡政之经营报业的才干，却忽略了他也是文章好手。《胡政之文集》的大部分内容是有关国内外时事政局的新闻报道、通讯、评论等。这些报道新闻迅速、准确，评论鞭辟入里、切中时弊，充分说明他是个爱国者，是个有着强烈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的文章也是文采飞扬，具有准确的预见性。
如胡政之撰写的关于巴黎和会的旅行通讯，不但内容翔实地揭露了日本勾结英法两国强夺我山东青岛主权的卑劣行径，而且将北洋政府所派专使大员的面目刻画得活灵活现：他们有的“谦谨和平而绌于才断”，有的“悃愊无华而远于事实”，有的“才调颇优而气骄量狭”，有的“虽老而性情乖乱”，有的“口才虽有而欠缺条理”，因此“以人物言皆不能无疵，其活动之成绩，自亦无可大观”。(《外交人物写真》)从而揭示出中国官场之办事紊乱与民族的劣根性，使五四运动的背景细腻而深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他就能敏锐地注意到日本对中国的威胁，向国人发出“彼日本已布置地盘”、“此等危机已有萌芽，望我国民监视勿懈怠也”的警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他断定，“因为科学的发达，于是世界的距离缩短，世界愈来愈小了，人类的利害关系因接触愈频繁而格外错综复杂。所以在世界缩小的今天，非有天下一家的大理想不能够处理许多繁杂尖锐的问题。”在半个多世纪前就表达了现在全球化的观点。他甚至预见传媒会发生不断地集中化和商业化，会导致对民主的威胁，因此他反对由托拉斯包办舆论，“希望地方多办适合各种环境的报纸”。
“记者须有才、学、识三长”
人们都说《大公报》成功与该报能招揽人才分不开。确实，没有一家报社拥有像《大公报》那样多高素质的中坚分子，如徐铸成、张琴南、金诚夫、王文彬、许萱伯、金诚夫、曹谷冰、孔昭恺、范长江、萧乾、孟秋江、徐盈、彭子冈等，左中右各色人等都有，可谓群星灿烂，真正体现了兼容并包的气度。为什么《大公报》不见中国人文人相轻不易合作的弊端？看看胡政之对同事、部下、工作人员的讲话，对新闻事业的专论，便可知道他的风骨与为人。值得一提的是胡政之关于新闻人才的标准，这对《大公报》能够涌现名记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他认为培养一个好记者比养成学者还难，一须本人有天才，感兴趣，二须国文好，常识足，三须体质强，能忍耐，至于评论记者，则需要丰富的知识、热烈的情感、公正的观察、周到的判断，比一个良好的史官更难培植。做记者须有才、学、识三长，而品格、修养、意志的锻炼，尤为重要。新闻记者最需要责任心，不但发表意见言必由衷，而且报告新闻也需有真知灼见，否则对职务为不忠，对社会为不信，对报馆为不义。有了才学识修养好的记者，理想的新闻事业始可成功。胡政之用这样的标准培养选拔人才，不拘于资历、学历，只要有才有德，又埋头苦干，总要让他发挥其所长，这是《大公报》人才辈出的原因，也是《大公报》事业兴盛的原因。正是在他麾下有这样一批事业心强的记者队伍，《大公报》形成了甘于食贫、全心全意为事业效力的社风。“大家虽在异地任事，而精神和谐，工作合拍，简直如一个人一般。这种精诚团结友好合作的情形，就是本报事业能支持久远的一大因素。”
总之，《胡政之文集》的出版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及学术价值，不仅为研究胡政之的办报为人提供了最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也为我们了解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历史进程增添了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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