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盛行的历史读物中，亲历者治史或口述历史的书籍，也时有出现，但也只限于对庞大的历史图书市场零星的点缀，并没有在读者中形成一股阅读共鸣的潮流。但从挖掘历史真相的重要性来说，这样的口述史书籍不容忽视，尤其是像陶菊隐这样的北洋军阀时期的亲历者，他的历史著作是以参与者的角度来写的，应该有更高的史学价值，不仅适用于专业历史研究者，而且更适合于普通读者，他的《袁世凯真相》堪属此类典范。

在谈论《袁世凯真相》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陶菊隐这个人。1912年，陶菊隐十四岁，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他开始进入报界，参与了北洋军阀时期的重大国事报道，二十来岁就坐到了《湖南新报》总编辑的位置。在此期间他与北洋各界政要交往密切，从中获取了大量一手资料。那个时期，陶菊隐虽然没有治史的想法，但他从事新闻行业的人生经历恰好成为他日后进行历史创作的重要素材和来源。几十年的记者生涯，练就了他漂亮的文字功底与揭露真相的勇气和胆识。能在那样一个军阀混战的年代，从容地游走于各民国官员之间，在写出国家真相的同时，还能求得自保，着实不易。

新中国成立后，陶菊隐退出了新闻界，开始了自己的历史写作生涯。十年“文革”期间，在那样艰难的创作环境中，陶菊隐秘密地书写着他心目中的袁世凯，四十万字的篇幅，数易其稿，呕心沥血，终于写成一部既富原创性又不失可读性的史书。可以这样说，陶菊隐的《袁世凯真相》的确堪称“真相”书写的典范，他以记者的眼光和亲历者的视角，坦诚、如实地道出了袁世凯从天津小站练兵开始的军阀生涯与宦海起伏。陶菊隐对袁世凯持有怎样的褒贬态度暂且不论，就是他作为晚清末、民国初重要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与袁世凯集团的密切接触，对他们背历史潮流而行、最后直至众叛亲离的结局有着后人所难以企及的了解程度。作为一个民国大记者，陶菊隐对袁世凯本人的描绘，大到他的复辟恶行，小到他的生活细节，都有着精细的刻画，周密、详实，却又不失冷静、客观。至于袁世凯的一生有着怎样的理想与追求，最后又有着怎样的尴尬与无奈，陶菊隐从一个记者的职业操守出发，没有作主观的道德判断，而是将其留给了读者与后人去评说，因为他明白，作为一个曾经的新闻人，他只对真相负责。

《袁世凯真相》不仅仅写了袁世凯一个人，而是由袁世凯引出了更多事关国家局势的重要人物，陶菊隐对他们都作了精彩的描绘，比如说梁启超、唐绍仪、蔡锷、黎元洪等。从这一点上来说，《袁世凯真相》不仅是袁世凯一人的传记，而且还是一幅精彩而生动的晚清人物画卷。陶菊隐对那些民国政要的正面书写，也是倾注了感情与心力的，这不仅在于他曾经采访过他们，与每一个人都有过密切的交往，更有着他对这些鲜活人物的理解和怀念。沿着这样一条路径，陶菊隐从感性的回忆开始，以理性的态度切入了晚清历史的现场，竭力还原被遮蔽的真相，让那段历史不至于失传和消逝，亲历者治史的价值或许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