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灭亡前夕，美国籍传教士约翰。斯图亚特。汤姆森来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他有着非凡的敏锐和洞察力，刚一踏上中国这块土地，就出版了《中国人》一书，写下了自己对中国的基本感受。而这本《北洋之始》，英文原名ChinaRevolutionized，本意为“革命化的中国”。译者或许认为，全书基本上是对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全景式扫描，这一时期是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崛起的初始，故取意译“北洋之始”。因此在一些人看来，本书“看书名仿佛是政治史，读起来却像是社会史”。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三年的生活经历似乎过于短暂，过眼诸事几如白驹过隙，并不能在脑海中存留下多少印记。但作为一个外籍传教士，汤姆森以一种近乎新奇而又精细的眼光，注视着时局巨变前夕的中国的每一处角落。他深切地感受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后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深刻变化，并对此作了详尽的描述。

在这个洋人看来，辛亥革命前夕的大清朝廷早已处于天怒人怨的巅峰，所以“1911年10月的伟大革命，并非万里晴空中突然而至的电闪雷鸣”。辛亥革命前后，无论是庙堂大吏还是乡野草根，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嗅得到空气中的那种紧张。汤姆森教士以一个“洋鬼子”的视角，对孙中山、伍廷芳、黎元洪、袁世凯、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光绪皇帝等风云人物进行了独到的品评。

他把孙、伍、袁、康、梁五人视为变革中国社会的弄潮者，追根溯源，用相当长的篇幅，浓墨重彩地讲述了整个“革命的起源和历史”，使这起革命事件显得格外波澜壮阔。他并非一个历史学家，但书中很多看法、观点和角度是我们当下的教科书乃至某些史学著述未曾涉及的。

此外，书中还提供了很多十分有趣却不为常人所知的历史细节。所有的这些都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深刻地了解这些叱咤风云的近代中国“大哥大”。

晚清新政以来，中国社会在西化的道路上虽然步履蹒跚，时处显露出对于西洋事物在接纳与拒斥之间的尴尬。但逐渐散发出来的近代气息，仍使在这片土地上浪迹三年的汤姆森教士表现出相当的兴趣。全书还对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图景做了细致入微的描述，甚至列出了当时鸡鸭鱼肉、蔬菜水果的市场价格。作者还专门用了两章的篇幅对当时中国的主要城市进行了详尽的描述。透过这些描述，我们基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在华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主要城市的。所有的这些，都从微观的角度为北洋政府的生存环境做了注解。

作者还对当时中国人的生活状况进行了别样的描述。颇具幽默味道的中国人的对白和行为上的互动，有些甚至可能只是一种以讹传讹的流散在街头巷尾的故事，也同样使他这个“洋鬼子”感到莫名的好奇和亢奋。他不厌其详地把这些记载下来，使我们对民国初年的草根世界有了另面的了解，尽管汤姆森的目的，或许并不仅仅是向能够读懂他所写文字的外人展示中国的“智慧”一面。

虽然在中国生活，汤姆森似乎时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外国人”身份。他在注意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同时，还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观察着西方势力在中国的生活景况和生活状态，独到地分析着列强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外交往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汤姆森对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的分析更是投入不少精力。

或许正是因为汤姆森对中国的认知程度之深，使他对近代中国所遭遇到的来自西方的屈辱，不时显露出道义上的同情。例如，在讲述中国的疾病和卫生方面时，作者表达了对鸦片贸易和罂粟种植的谴责，并对中国能够迅速根除鸦片吸食和罂粟种植大加赞赏。他在本书中还严厉批判了日本、沙俄等国企图蚕食中国的狼子野心，表达了作者认为英美等国对此应坚决予以制止的强烈愿望。我们由此也不难看出作者身心中持守着的那份正义感。

作为传教士，汤姆森在书中还详细描述了各国传教士和教会在推动中国新式教育和医学发展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以及教会学校和医院所起的重要作用。虽然有些内容有对教士歌功颂德之嫌，但也并非全无依据。今天的读者，在摆脱所谓教会是帝国主义的帮凶的论断之后，同时也应对近代在华教会所起的客观社会作用有所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