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沙叶新37岁，身为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编剧，正当年富力强。粉碎“四人帮”后，他接连创作了两部剧作，《陈毅市长》和《假如我是真的》。按沙叶新自己的话说，《陈毅市长》表现“党的干部应该怎样”；《假如我是真的》表现“党的干部不应该怎样”。前者确立了他的剧作家地位；后者被认为“揭露社会疮疤”，引发了一场争鸣和停演风波。

之后，沙叶新做过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文化界名流，也遭遇过“清污”处理。现在，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近年来写作关于政治文明的系列文章。

简要回顾沙叶新老师30年间的创作变迁，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在中国，政治和戏剧的关系。其实，也是所有的事情和政治的关系，比如经济，比如奥运火炬传递。

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发生了很多巨大的变化，但是有一点始终没变，就是意识形态制度，特点是将一切泛政治化。政治的归政治，不是政治的也要归政治。

同样是上海的剧目，同样是传达民情、代言民意的创作，1978年的《于无声处》中了政治头彩，仅仅一年之后，《假如我是真的》被要求停演。两个戏都受到中央一级领导的直接关注。幸否？《于无声处》因为处在一次最重要的权力交接当口，直接成为意识形态武器；一年之差，事过境迁，权力更替已经完成，大局已定，《假如我是真的》注定要做意识形态牺牲品。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中国，戏剧的归不了戏剧。

1979年，《假如我是真的》中，骗子李小璋在法庭上说：“我错就错在是个假的（高干子弟），假如我是真的，那我所做的一切就都会是合法的。”1981年，《假如我是真的》遭到禁演，原因是这个戏“给共产党抹黑”。多年之后，沙叶新依然激情满怀：“事实上谁也不能给共产党抹黑；能够给共产党抹黑的，只有共产党自己。”

我知道，沙叶新后来有一出戏就因为政治因素，没有能够成功地在国外上演。1989年，沙叶新编剧、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孔子。耶稣。披头士列侬》受到德国世界戏剧节的邀请，准备7月1日在汉堡塔利亚剧院演出。因为后来的变故，中方所有成员未能成行。不过，7月1号，汉堡的塔利亚剧院居然照常演出了《孔子-耶稣-披头士列侬》。这是一场极不寻常的演出。舞台上搭好了上海人艺早就运去的布景，天幕上播放着上海人艺的演出录像，塔利亚剧院的两个演员站在舞台两边，用德语配合录像朗诵此剧的全部剧本。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有过与沙叶新老师相同的经历，也是参加世界戏剧节，也是在德国。1996年，德国慕尼黑的戏剧制作人汉历经几年的筹备，准备在慕尼黑举行一次中国主题的戏剧节，参演的有实验话剧院演出的《浮士德》、山东省京剧团的京剧等一批中国剧目。我的作品《医院》也在其中。所有戏剧的舞美道具都提前运去，那将是中国当代戏剧在欧洲最大规模的一次集体亮相。

但是，随着戏剧节临近，因为政治原因，中方决定所有剧团都不去参加。我的剧组因为之前要在德国参加另外一个戏剧节的演出，所以提前出境。我们和慕尼黑的汉先生一个航班，他手里拎着一个皮箱，里面全是机票，满脸无奈。

沙叶新老师说过：“政治考量的是权、利、谋，艺术遵循的是真、善、美。政治是多变的，艺术是永恒的。政治是血污的，艺术是清洁的。政治是不讲诚信的，艺术是恪守真实的。”

亚当。斯密也曾说过：“把商业与政治分开，奠定了自由经济的基础。”其实戏剧何尝不是？对于沙叶新这种深具知识分子的情怀、关注现实的立场和干预生活的激情的人，只要他的宗旨未变，结果只能离开戏剧，选择别的体裁。

沙叶新始终认为，对于一个戏剧作家来说，社会责任和艺术使命是连在一起的，不可分离。所以，沙叶新始终是痛苦的。他的痛苦是知识分子的痛苦，是思想的痛苦，是内心的痛苦，是面对现实的痛苦。

沙叶新坚持独立的知识分子立场，身为功成名就的剧作家，这几年，他却这样评价自己：“我现在可以说，我比较像一个知识分子了。啊，能说这句话，能给自己这样一个应该是很平常很平常的评价，是多么多么不容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