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克先生的书我对他祝贺以外，无法置评.但是，他对《墓碑》的评论，我不得不回应两句。我是从2011年10月30日的《亚洲周刊》上读到他对《墓碑》的评论的。该刊是一家很有影响力的刊物，如果我不作一点必要的回应，就难以消除广大读者对《墓碑》的误解。

不久以前，听说冯克先生出版了关於中国大饥荒的书，我很高兴，又多了一位研究中国大饥荒的同道者，我心中有一种“吾道不孤”的慰藉。后来又听说他这本书得了奖，我也很高兴.高兴的是，我们研究的领域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我是2007年认识冯克的。那时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主要是利用那里的各种方志，对《墓碑》的书稿作最后的校正。北京图书馆的文津街也有各种方志，但不开架，只能看一本，借一本，很不方便。大概是2007年的五月间的一天，经上海交大曹树基教授引见，冯克到香港中文大学找到了我。我向他介绍了我的研究成果。他说：“你研究怎么死的，我是研究怎么活下来的。”我觉得他的研究的角度很新颖.我们还就死亡人数问题进行了讨论，我说3600万只是一个概数，想找到精确的数字是不可能的。后来我在一次午餐演讲会上就中国大饥荒问题作了一次专题演讲，我记得冯克先生也来听了。《墓碑》於2008年5月在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引起了我没有预料到的强烈反响。隔一段时间，大概是2009年，冯克的助手周逊小姐到北京找我，她是一位在英国留过学的四川女孩。我向她介绍了一些情况，还指出了寻找大饥荒资料的一些途径，我还半开玩笑地说：“凭你这张中国人的脸和地道的四川话，也许能混进四川省档案馆咧！”

冯克先生的书我没有读，除了对他祝贺以外，无法置评.但是，他对《墓碑》的评论，我不得不说两句。我是从2011年10月30日出版的《亚洲周刊》第43期上读到他对《墓碑》的评论的。《亚洲周刊》是一家影响力很大的刊物，如果我不作一点必要的回应，就难以消除《亚洲周刊》广大读者对《墓碑》的误解。下面讲几件事：

一，冯克先生谈到大饥荒产生的原因时说：“这是一个体制、制度的问题，不只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这是我的书与杨继绳的书最大的区别.”读过《墓碑》的人都知道，这本书从导言到每一个章节，都讲了制度问题，没有说大饥荒产生的原因是“某一个人的问题”。除了每一章节都讲制度以外，第26章还集中分析了产生大饥荒的制度原因，第27章还探讨了产生这个制度的理论根源。我始终认为，把改革前三十年中国出现的问题，如反右、大饥荒、文革，归罪于毛泽东一个人，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是肤浅的。

二，冯先生说“他写毛泽东很坏，共产党很好。”《墓碑》中没有说“毛泽东很坏”，也没有说“共产党很好”，当然也没有说毛泽东好。书中不仅没有这样的话，也没有这种意思。读过《墓碑》的人一定会认为冯克先生记错了。《墓碑》只是客观介绍当时发生的历史过程，介绍几位主要中央领导人当时的言行，没有对某一领导人作出“很好”或“很坏”的评价.因为“很好”或“很坏”这种简单的评价不是学者的思维，是不科学的。特别是大饥荒这样规模浩大的惨剧，其根源在极权制度，不是哪一个人“好”还是“坏”能决定的。谈到毛泽东，我还不得不指出，冯克提出的“毛泽东很坏”的一个资料是不可靠的。冯克介绍：毛泽东说﹕“不够吃会饿死人，最好饿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据我多年对大饥荒和毛泽东的研究，我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三，“他说周恩来很棒，刘少奇很棒，邓小平很棒，这就割裂了毛泽东和党的关系的历史。”读过《墓碑》的人可以证明，书中是绝对没有冯克说的这样的话，连意思也没有。《墓碑》只介绍历史事实和产生这些事实的制度原因，没有评论哪一位领导人的功过.《墓碑》除了介绍毛泽东的言行以外，还特别用大量的篇幅介绍了刘少奇在大跃进中发表的言论[1]，然后说：“我这里罗列刘少奇一系列引起‘五风’的言论，幷不是说，‘五风’的风源是刘少奇。也不是为了减轻毛泽东的责任，而是说明，自从批评‘反冒进’以后，当时中央领导集团中的多数人是和毛泽东一致的，是支持毛泽东的。其中，刘少奇、周恩来，和毛泽东调子一致，他们有时还说出比毛泽东更激进的话。”

四，冯克说：“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当时没有大天灾”。实际情况是，那几年不是没有大的天灾。天灾是有的。为了研究当时天灾对农作物的影响，我五次到国家气象局查资料和求教气象专家。我的结论是：“天灾年年有，三年是常年。”那几年的气候是正常年景，发生大饥荒的原因是人祸。

五，冯克说：“他的书比较强调哪个省那个地方死了多少人，如果用一个不太恰当的词，我觉得有点”无聊“”。冯克说我研究各省的死亡人数是“无聊”，对这个指摘我不作回答，请读者评论。不过我要说明的是，对这个“无聊”的事，我确实下过很大的功夫。例如，我向多位人口学家请教过，同他们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我几乎找齐了中外人口学家对中国大饥荒死亡人数的资料，研究他们的方法，分析他们的计算结果。我还把分省的30册《中国人口》中有关资料，一本一本地抄录，将抄下来的数据列成表格，再一个省一个省地计算。每天下班后就计算，一个晚上只能算出一个省。我为什么对这种“无聊”的事下如此大的功夫？我珍惜生命，每一个数字后面就是一批从生到死的生命。

六，冯克多次说，他最大的发现是除了饿死人以外，还发现了很多人是被打死的。这是不是他的新发现？读过《墓碑》的人心中有数，读过乔培华女士的《信阳事件》的人也心里有数。这两本书都介绍了农民被活活打死的大量事例。《墓碑》比冯克先生的书早出版三年，乔培华的《信阳事件》比冯克先生的书早出一年有余.

七，冯克先生多次说，中国的档案已经开放了，他到中国内地看了上千份大饥荒档案，说他的书就是根据档案材料写的。我到十多个省的档案馆和中央档案馆看过档案，抄阅和複印了数千份原始档案。其艰辛是难以言状的。我有新华社高级记者的身份，有众多高层朋友的帮助，还是费尽了周折，有的省还是不让看。县市一级的档案馆更难进入，信阳市就没让我看，后来经一位高层朋友的帮助才到河南省档案馆看到了关於信阳的档案。我两次到通渭，县长让档案馆对我开放，但县档案馆负责人说要请示省档案馆才行，最终还是没有进入通渭县的档案馆，在朋友的帮助下在甘肃省档案馆看到了档案。据我所知，中国大饥荒的档案还没有开放。有的档案馆开放了其它方面的档案，但与大饥荒有关的案卷，都盖上了“控制”两字的小长方印，是不让看的。冯克先生是外貌和语言有明显特徵的外国人，居然看了上千份中国大饥荒的档案，其中一定有诀窍.他如果能介绍这方面的经验，对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一定会很大的帮助。

杨继绳 2011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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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墓碑》第八版，第790－794页。

[2]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