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半生名节李鸿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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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姜鸣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2-8 21:44:57  |
难以释怀贤良寺
东华门大街往东走到头,穿过繁华嚣杂的王府井,对面是金鱼胡同。
金鱼胡同比一般胡同宽,长五百四十米,可算是条马路。著名的吉祥戏院和东来顺饭庄都设在这里。东安市场在胡同里也开有北大门。再往东,是和平宾馆,这儿本是清末大学士那桐的府第。金鱼胡同中段与校尉胡同相交,沿校尉胡同向南到冰盏胡同再往东转,那片毫不起眼的围墙里,便是从前的贤良寺。
贤良寺原在校尉胡同西侧,雍正十二年由怡亲王故邸舍地为寺,山门开在帅府胡同,约在今天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的东面。后身也到金鱼胡同。乾隆二十二年迁到现址,规模缩小三分之二。
旧时,佛教和道教的庙宇宫观并不是天天对外开放的,更不收门票。一般多在初一、十五开庙,接受信徒膜拜和香火布施。也有的是一年仅开放几天的,如白云观是每年正月初一至二十日,黄寺是正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等等。平常的费用花销,除了靠香客布施和做水陆道场赚取些收入外,大多依赖出租“庙寓”维持。唐代元稹在《莺莺传》中写到张生寓普救寺,遇借宿的崔莺莺母女,就可看出这种房产生意的悠久历史。如今在北京卧佛寺两旁,有六七个精致的四合院落,提供开会租用,名曰“卧佛寺饭店”,很有从前“庙寓”的遗风。我对贤良寺感兴趣,是因为这里在清朝时,曾是高级地方官员进京时常借的馆舍,更是直隶总督李鸿章进京时的行辕。那时李鸿章虽开府保定、天津,却以文华殿大学士的身份而据相国之位,是晚清政坛上炙手可热的大员。史载,李鸿章当时外出,必有一百名身穿灰呢窄袖衣,肩抗洋枪的淮军卫队作前导,贤良寺门前冠盖如云,风光一时。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因签订《马关条约》和《中俄密约》,为国人垢病,又被罢去直隶总督的职务,挂着大学士和总理衙门大臣的头衔,在京闲赋;1901年庚子之乱时,李鸿章奉诏从两广总督任上北旋,与各国公使谈判和约,也都住在这里。《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说:“东城名刹最少,只有校尉营冰渣胡同内贤良寺。……自李文忠侨居之后,已成什官行台矣”。
李鸿章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大体说来,他从镇压太平天国起家,以一介文人投身戎马,匡扶行将倒塌的帝国大厦。他目睹时艰,看到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军事装备对中国的直接威胁,于是大声疾呼必须改变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鼓吹“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亲手创建了工厂、铁路和装备近代兵器的军队,努力地想把中国引导上现代化的道路。他是朝廷内部对于世界大势较有了解的少数领导人之一,从承认中国国力及技术装备不如外国出发,力主在外交战略上实行“以夷制夷”,奉“自强”为宗旨,奉“守疆土、保和局”为圭臬,力主“忍小忿而图远略”,努力创造和平的外部环境,争取喘息和发展的时间,甚至不惜以重大妥协来避免与列强发生直接军事对抗。他是当时公认的外交家,有的外国人居然将他称作“东方俾斯麦”。可惜从来弱国无外交,他的外交实践,往往是代表中国政府在屈辱的城下之盟上签字。
萧萧风雨湮旧居
1988年的最后一个周末下午,我和作家钱钢在踏访清末“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旧址的过程中,无意间来到了贤良寺。
清代北京寺庙之多,令人惊讶。据统计,仅东城区,有名称有地址的祠寺宫观,就有二百五十个。如今,绝大多数都已湮没、拆除,或是改作它用。贤良寺也不例外,残破的山门上挂着“校尉小学”的牌子。进校一看,天王殿、大雄宝殿和藏经楼全被改作教室了,厢房则是教师办公室。雍正、乾隆题写的御碑、钟鼓楼不见踪影。打听下来,原来毁于“破四旧”的浪潮。寺庙的另一部分,是街道纸盒工厂和区教育局机关。
从前,西跨院在冰盏胡同也开有大门,现今关着。住户们都从校尉胡同院墙上凿出的小门进出,门牌是4号。进得院来,发现这是座四合院的最后一进,已与前院分开。院子气派很大,与我曾见过的某些王公贝勒府差不多规模。由于长期失修,梁柱上的油漆剥落殆尽,只留下朽木的枯黄颜色。北京人对住房挨庙是有讲究的,民谚曰:“宁住庙前,不住庙后。宁住庙左,不住庙右。”李鸿章是外来户,大概不在乎这类规矩。不过他住在庙右,可真是倒了楣的。
我在院子里询问谁是老住户,人们便把我们指向东屋。东屋果然住着一位84岁的老人,叫王懋章,是唐山铁道学院的退休教师,曾在比利时列日大学留学。他的父亲王稼成(号寿琪),据说是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的第一班学生,被清政府派往比国留学,授过工科进士,当过京汉铁路的总工程师。老人听说我们来访古,很热情地把我们招呼进屋子。
据老人说,西跨院是李鸿章出钱盖的。李鸿章生前曾在北房居住,后来也殁于这里。又说《辛丑条约》在这里草签。李鸿章和贤良寺方丈甚为投契,许多人通过方丈走李的门路,带携得方丈也显赫一时。李死后,院子送给庙里,算作庙产。李鸿章用过的绿呢大轿,还一直存放在贤良寺的藏经楼。民国初年,烟酒公卖局局长张小松娶了曾经是赵秉钧内阁国务院秘书洪述祖(即谋杀宋教仁案主凶)的下堂姨太太做老婆,搬到这里住过。老人的父亲是从1916年搬进这里的,当初,院子美轮美奂,如今则彻底败落。
我仔细观察了联结北屋和东西厢房的短廊,不由想起李鸿章幕僚吴永所写的关于李在贤良寺生活的一段回忆,说李:
早间六七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更服铁水一盅。即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非严寒冰雪不御长衣。予即于屋内伺之,看其沿廊下从彼端到此端,往复约数十次。一家人伺门外,大声报曰:“够矣!”即牵帘而入,暝坐皮椅上,更进铁酒一盅,一伺者为之扑捏两腿……凡历数十百日,皆一无更变。
如今,短廊里堆满了蜂窝煤、大白菜和各种垃圾杂物,廊外装了个露天自来水龙头,停了五六辆自行车。真是“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旧屋尚在,人事全非了。
无力回天撑危局
李鸿章的晚景过得很忧郁。
闲居贤良寺的时候,他曾感慨地说过:“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这自然是为自己开脱。中日甲午战争,决非无端发生,中国的失败,也与李鸿章对整个事态的判断及对政治、外交、军事战略战术的运用失误有着直接的联系。但他的另一番解释,却是很令人回肠荡气、扼腕三叹: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是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言语间,李鸿章透出了一缕回天无力的悲凉。
李鸿章很早就看出日本的崛起对中国生存的威胁。1874年底,他在一份奏折中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为了防御日本侵略,他疾呼重视海防,组建北洋海军,并十分明确地把日本作为假设敌:“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李鸿章发展海军的计划,从一开始就遇到诸多磨难,历经坎坷。期间,又饱受朝廷派系倾轧之苦。
1891年6月,北洋海军成军未久,李鸿章奏请在胶州(今青岛)、烟台添筑炮台,方获上谕允准,户部尚书翁同龢就以户部名义,奏准暂停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二年。李鸿章大为愤懑,在写给云贵总督王文韶的信中抱怨说:“枢密方议增兵,三司已云节饷,军国大事岂真如此各行其是而不相谋!”台湾巡抚刘铭传也顿足叹道:“人方惎我,我乃自决其藩,亡无日矣!”正是在这几年中,中国对日本海军原先保持的领先地位被倒置了。
中日朝鲜冲突方起之时,翁同龢积极主战,获得时誉的好评。而直接掌管军事力量的李鸿章,主张依靠外国调解来消弭战端,却因事机未成,被后人扣上“投降卖国”的大帽子。据一位当事人王伯恭回忆,中日冲突方起时,他曾向翁同龢提出中日军力相差甚远,中国不宜开战。翁说:“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又说:“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那年9月30日,中日黄海大战之后,翁同龢奉旨前往天津,与李鸿章会商战况。问及北洋军舰时,李“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旋慢慢调头说:“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
翁同龢辩称:“计臣以樽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
李鸿章愤愤反问:“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休,今日尚有李鸿章乎?”翁同龢为之语塞。
在民族危机面前,能否以国家社稷为重,敢不敢与侵略者战斗,是区分历史人物民族气节的主要标志。但在生死存亡关头,京中大老的主要精力,仍在党同伐异,权衡官场得失,这才是最可痛心的。
李鸿章的幕僚周馥曾如此描绘双方的斗争:
部臣惜费,局外造谣,余益知时事难为矣。一日余密告相国(按,指李鸿章)曰:“北洋用海军费已千余万,军实不能再添。照外国海军例,不成一队也。倘一旦有事,安能与之敌?朝官皆书生出身,少见多怪,若请扩充海军,必谓劳费无功。迨至势穷力绌,必归过北洋,彼时有口难诉。”相国曰:“此大政,须朝廷决行,我力止此。今奏上,必交部议,仍不能行,奈何?”……后中日事起,我军屡败,兵舰尽毁,人皆谓北洋所误。逾数年,……太后问及前败军之故,余将户部掯费、言者掣肘各事和盘托出,并将前密告李相国之言亦奏及。且谓李鸿章明知北洋一隅,不敌日本一国之力,且一切皆未预备,何能出师?第彼时非北洋所能主持。李鸿章若言不能战,则众唾交集矣。任事之难如此。太后、皇上长叹曰:“不料某(按,指翁同龢)在户部竟如此!”
背负骂名求变通
李鸿章对于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心中其实比谁都更苦涩。他的朋友吴汝纶回忆说:“平壤之败,李相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
到了1895年初,前方战事完全绝望,朝廷只得议和,又想起李鸿章,命他作全权代表,东渡扶桑,在敌人的炮口下换取和平。都是读书人,都熟读过历史,知道此行的结局,必是谈判者个人声誉的毁灭,但李鸿章没有逃避责任。进京请训时,他邀翁同龢同赴日本。翁立即闪避了:“若余曾办过洋务,此行正不辞。今以生手办重事,胡可哉?”李鸿章说:“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枢臣皆知此时日本非迫中国割地,否则不接待议和代表,故相对默默,唯有翁依然空谈宁赔款而不割地。聪明的慈禧亦不愿对割地表态,借口肝气发作,不接见李鸿章,让皇帝自行决定。光绪帝在无可奈何之中,只得授于李鸿章商让土地之权。
历史的这一页是多么的沉重。历史学家杨国强说:
炮口勒逼之下的委曲求和既是难事,又是污名。但面对“日人方图远略,举倾国之师,逼我和款,所索即奢,且不愿遽和”的局面,却没有一个人愿为天下作计,分担难事和污名。“诸人相对默默”正写出了当初一腔义愤与如今一腔和心的对比。若以这些人作为反衬的景观,李鸿章白发远行的零丁身形确乎显出了挺拔和刚毅。
李鸿章在马关议和时,遭日本人小山丰太郎开枪刺杀,弹中颧骨,幸未致命。强忍伤痛,签署和约。回到天津后,称病不入京,派随员杨福同携条约文本送至总理衙门。自然,他遭到朝野内外的一致唾骂。甚至有人参奏说:“今道路传言,云有见李鸿章者,谈笑自如,依然故态,面上并无一点伤痕。然则非真中枪也,恐人议与倭通,故假捏之耳。”
不久,朝廷调王文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失去军权,在贤良寺闲住。因俄国在《马关条约》签定后联络法、德二国逼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造成李鸿章对俄国的轻信和提出“联俄制日”的外交构想。但俄国利用了中国的信赖,却在打中国的主意,通过《中俄密约》获得西伯利亚铁路通过中国东北连接海参崴的筑路权;又借德国强占胶州湾之机,迫使清政府租让旅顺口。黄遵宪批评李鸿章是“老来失计亲豺虎”,真是一语中的。不过当时亲俄的,也不仅是李鸿章一人。比如湖广总督张之洞,便建议总理衙门“急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酬之。”
李鸿章的真正污点,却是在谈判租借旅顺口时,拿了俄国外交官璞科第送去的五十万两银子的贿赂。拿回扣、收门包,送冰敬、炭敬、节敬,是清末官场的陋习。恐怕没有一个官僚能够免俗。是以历来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谚。但李鸿章在对俄谈判时拿俄国人的贿赂,却显示出其品行中贪弊的一面,既损人格国格,也为外人所蔑视。不过话又说回来,李鸿章在离开直隶总督之任时,将其带兵数十年截旷扣建所存之“小金库”八百余万两白银全部移交给后任王文韶,又可看出他性格的另一面。据说这笔巨款,后来落入袁世凯之手,作为他内外行贿,交通王侯的特别经费,这就是李鸿章万万料想不到的了。
李鸿章依然关心时事,默默地看着甲午之后的新生代接过他在三十年前就亮出的变法旗帜。他向强学会捐款三千两,要求入会,被拒绝,老脸上很是难堪。但当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之时,他却敢于坦露自己对维新党人的同情。某次太后将别人的弹章拿给他看:“有人谗尔为康党!”他当即回答: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
满朝衮衮诸公,恐怕没有这份耿直。
韬光养晦看世态
从1895年到1899年,李鸿章投闲京师,在贤良寺住了漫漫的五年。此时,门生故吏,纷纷叛离。他韬光养晦,看尽世态炎凉。而翁同龢的权势正好如日中天。但翁也有不满之处,他不是大学士,不能被人称作“丞相”。虽有帝师之尊,可以影响皇帝,只是难成相业,心中不免耿耿。他自然看上了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的位置。
有一天,袁世凯赴贤良寺拜谒李鸿章。他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说道:“中堂是再造元勋,功高汗马。现在朝廷待您如此凉薄,以首辅空名,随班朝请,未免过于不合。您不如暂时告归,养望林下,俟朝廷一旦有事,闻鼙鼓而思将帅,不能不倚重老臣。届时羽檄征驰,安车就道,方足见您的身份呢。”
李鸿章一眼看穿这位昔日部下的来意,厉声喝斥:“慰廷,你来替翁叔平作说客吗?他汲汲想得协办大学士,我开了缺,以次推升,腾出个协办,他即可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不干我事。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诸葛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花言巧语,休在我面前卖弄,我不受你的骗!”
李鸿章从心底里看不起总理衙门的那帮同事,他在家信中评论说:恭王浮光掠影,毫不用心;翁同龢依违其间,专讲小过节,不问大事。李鸿藻迂腐更甚。又说翁同龢周旋于太后和恭王之间,惟恐失权,翁的能力实在不足以肩担此任。
清朝不设丞相,以大学士为内阁首领。当时官场中,内阁是辅佐皇帝办理国家政事的中枢机关。李鸿章是在1868年湖广总督任上担任协办大学士的。1872年曾国藩去世后,他接任武英殿大学士。1875年1月9日,他极为引人嘱目地被授予文华殿大学士,成为有清一代唯一获此殊荣的汉人,并把这项职务保持到他去世。李鸿章从来没有做过军机大臣,他以大学士加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特殊身份,在晚清政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李鸿章出任文华殿大学士是两宫皇太后的决定。时值同治帝因患天花而病假,内外陈奏大事交太后批览裁定。而李获据首辅,排名在军机大臣文祥(武英殿大学士)、宝鋆(体仁阁大学士)之前,如此重大的人事安排在皇帝驾崩的前三天匆匆做出,其中必有至深之意。可惜迄今未见学者对此关注研究。
李鸿章于1875年1月28日从保定抵达北京,参加大行皇帝的葬礼。29、30日,2月2日,获太后三次召见。他们密谈的内容,没有人知道。李鸿章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善于周旋于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出任文华殿大学士,使他得以真正崛起,虽不常驻北京,而居全国最重要官员的实际地位。
翁同龢终生未能获任大学士。他从1897年9月起,顶李鸿藻去世的空缺,担任过九个月的协办大学士。而李鸿章,在文华殿大学士的宝座上,稳稳地坐了二十七年。
屈签和约收残局
1899年底,李鸿章外放两广总督,离开了贤良寺。
那时,列强瓜分中国已成汹汹之势,国内的各种矛盾也已激化。次年,义和团开进北京,遍地设坛,围攻使馆,滥杀洋人。朝廷中的保守势力希望用团民对付列强压力,以达到更换皇帝的政治目的。八国联军藉口保卫使馆和侨民,从大沽口登陆,向北京进发。南方督抚谋划东南互保,拒绝执行朝廷排外的指令。整个国家处于危急之中。
耐人寻味的是,李鸿章此时与革命党人孙中山开始暗通款曲。在香港议政局议员何启的建议下,他的幕僚刘学询及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爵士穿针引线,企图讨论“两广独立”后双方合作的可能性。此事后来由于清政府重新起用李鸿章北上议和而作罢,李鸿章的内心世界,远比我们的想象更为深邃和复杂。
1900年10月11日,李鸿章孑身重返北京,住进贤良寺,开始与各国公使谈判和约。离京仅十个月,所见已是一片惨状:朝廷西狩,生灵涂炭,整个北京被联军分段占领,连贤良寺门前也有俄国兵守护,李鸿章岂能不太息流涕?其实,早在从广州启程时,他已知此行艰难,自谓“燕北之行,早已安排死所。……《语》云:‘死而后已’,兄竟未已也。梦尘两圣,困苦庶民,每用抚怀,潸然泪下。”作为中方主要代表,李鸿章经过近一年唇焦舌敝的谈判,终于以空前屈辱的条件,签署了城下之盟《辛丑条约》。
签约之后,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猝,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
这是他对自己外交思想的最后总结,是非曲直,留待后人评说。中国在鸦片战争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导致在十九、二十世纪交替之时民族排外情绪的总爆发,但从国际法上来说,庚子之役却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各国的一次宣战,一次以极为情绪化戏剧化的挑逗开始,而以极为悲惨结局告终的民族灾难。
签完和约后,李鸿章也精殚力竭了。两个月后,他的老部下周馥接到李鸿章病危的消息,赶到贤良寺西跨院那间北屋时,李已身着殓衣,处于呼之能应口不能语的状态。延至次日午刻,目犹瞠视不瞑。周馥哭号着说:“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吧!”李鸿章忽然睁大眼睛,嘴唇喃喃颤动,两滴清泪缓缓滚出眼窝。周馥一面哭号,一面用手抚其眼睑,李鸿章的双眼方才合上,须臾气绝。终年七十八岁。是日为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临终前,曾吟诗一首:
劳劳车马未离鞍,
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乱,
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
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
诸君莫作等闲看。
维新派人士,自称是李鸿章“政治公敌”的梁启超,在听说李去世的消息后,怀着敬其才、惜其识、悲其
遇的复杂心情,写出如下挽联:
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另一位著名维新思想家、当年被李鸿章派往英国留学海军的严复,更作挽联曰:
使当时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至此;
设晚节无以自是,则士论又当何如?
严复显然是同情李鸿章的。他以为,当初李鸿章办洋务办海军,若不受到那么多的掣肘,后来也不会有甲午、庚子的惨败。
做官实在是很难的。从日本议和回国后,有人曾劝李鸿章引退,他却说:“于国实有不能恝然之谊,今事败求退,更谁赖乎?”便是表达了他的心迹。呜乎!谁能理解真正的李鸿章呢?
(摘自姜鸣著《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三联书店2006年1月版 29.8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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