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广州市总工会于节后首个工作日走上街头，向农民工派发万份维权手册。而我印象中的工会，无非就是发发水果、电影票，或者组织员工出游，而在员工权益遭到侵犯的关键时刻，就往往躲到不知哪里去了。广州市总工会竟超出传统的休闲范畴，开始问津农民工维权，开始履行自己的天职，这让人耳目一新，也让人感到时代的进步，感到鼓舞。

但是，这种令人鼓舞的进步的苗头，却似乎不那么受欢迎。报载，不少农民工并不“领情”，根本没兴趣领取维权手册；即使领取了小册子的农民工也不把它当回事。在集中派发维权手册的广州火车站东站，派发开始不到半小时，出口已经满地都是被随手扔在地上的小册子，有的甚至被撕得粉碎。

这个场景，无论如何是让人尴尬的。

什么原因造成农民工的这种冷淡呢？是农民工轻贱自身权益，因此并无维权需求吗？我想不能这么说。农民工此起彼伏的讨薪事件、上访事件，在在说明农民工权益问题确实是当下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而且农民工确实有着强烈的维权冲动。广州市总工会按理没有自作多情。他们为农民工提供维权服务，应该是恰逢其时，农民工应该如大旱之望甘霖才对。

但现实恰恰是，一方面，强烈的维权冲动长期得不到有效满足，另一方面，工会提供的维权服务却受到农民工冷遇。这显然是有问题的。那么，问题的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我想，反思大致可以从两个方向来展开。一个是工会如何提升自己的社会信用。帮助农民工维权竟遭农民工冷遇，做好事人家也不领情，也不理会，这反映了一个早已存在的客观事实，就是工会的社会信用堪忧。从这个思路出发，检讨一下工会的哪些自身因素是破坏性因素，极大地损耗了工会的社会信用，应该是非常紧迫的事情。只有找到了这里的症结所在，也才能弄明白，工会的信用重建，出发点在哪里；工会如何为自己准确定位，如何改善自身形象，需要从哪里做起。

另一个更关键，更紧迫的反思，就不是单单工会一方的努力所能完成的，而应该是各级政府都重视的问题。如果我们总是看轻人民自己的力量和人民自己的道德水准，而总是过高估计我们自己的力量和我们自己的道德水准；因此总是习惯为民作主，而不习惯让人民自己作主。这种心理支配下，即便我们出于善意，即便我们做的确实是好事，我们遭遇广泛的冷遇乃至是抵制，其实也是事理之必然。因为这其实是把我们摆在了布施者乃至救世主的位置上，而把人民摆在了乞求施舍的位置上，客观上构成了对人民的轻蔑甚至是歧视。

维权本质上是一种博弈。人是世界上自组织能力、自救能力最强大的动物。在涉及自身权益尤其在涉及攸关基本生存的权益方面，人都很聪明，没有傻瓜。只要其公民权利没有受到过多局限，那么农民工是完全可以通过自我组织，对等博弈，来跟对方达成平等交易的。现在农民工的维权冲动长期得不到有效满足，终极原因，决不是农民工自己的蒙昧和低能，而是农民工的权利受到过多管制，农民工自我维权的组织通道、言论通道和法律通道开放不够。

开放农民工的公民权利，让农民工自己救自己，才是农民工维权的真正要务所在。与其用行政手段指令资方组建工会，或者向企业强行派工会，倒不如制定一条破坏工会罪，谁阻挠工人组建属于自己的工会，或者谁阻挠工会在法律范围内的正常活动，就把他绳之以法，以此充分保障自组织这个本来属于人的天赋权利，让工人可以通过行使这个天赋权利，来捍卫他们个人的和整个阶级的正当权益。俗话说的好，鞋合不合适脚知道，自己的生存状况到底如何，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生存通道，农民工其实比谁都清楚。所以，为农民工代言固然必要，但这应该建立在开放言论通道，让农民工自己说话的前提下；为农民工维权当然必要，但这也应该建立在开放维权通道，让农民工自己维权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做农民工维权的顾问，可以为农民工维权提供专业化服务，但我们不能包打天下，不能越俎代庖，以压缩农民工的维权空间为代价，以牺牲农民工的公民权利为代价，来彰显我们的高尚和英明。

从这样的角度考察，就不难理解广州市总工会的善举为什么遭遇尴尬了。如果让农民工走出历史的迷雾，做他们自己的主人，通过自组织实现自救济，以此重建他们的尊严和自信；那么拥有尊严和自信的他们，就不难保持对于社会和政府的信任，就不难理解来自社会和政府的善意。这种情况下，他们跟社会和政府的良性沟通和合作，也才是可以设想的。广州市总工会派发的维权手册乃至广州市总工会自身的尊严，也才不至于遭遇那样的蔑视和践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