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哈里·波蒂(Harry Boyte)曾经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后院革命》(The Backyard Revolution)。在这里，“后院”指的是生长“公民思维”与“公民权利”的家庭场院与邻里街区，而“后院革命”指的则是社区居民通过自组织把握自己生活的朴素革命，一场缔结公民共同体的新公民运动。

几十年后，中国人也多在政治层面谈论“后院”，但是人们谈的不是“革命”，而是“起火”以及如何动用“道德灭火器”做好官场上的消防。

6月23日，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在重庆作党风廉政建设形势报告会，总结对官员的监督存在“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监督同级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组织监督时间太短，纪委监督为时太晚”问题，并称去年官员贪污受贿七成由家眷甚至情妇经手。舆论一时哗然。

“都是女人惹的祸”。有人沿袭以往的经验给后院做卫生，认为那些搞“曲线救国”的行贿者长于迂回包抄打入后院，一旦官员“防火”意识薄弱，就难免功败垂成，引火上身。所谓一位廉洁的干部背后有个“廉内助”，而贪官背后有一批“贪内助”，长期以来，在总结如何反腐败时，人们总免不了要画出几张“夫人反腐”的路线图。比如，邀请一些官员的妻子参观监狱，或者让她们与“另一半”签订防腐协议。

然而，在这个“成也后院，败也后院”的简约逻辑中，我们却吊诡地发现“问题转移了”——原本法律和制度层面要解决的问题，却变成了枕头上“妇吹夫随”的家庭伦理问题，变成了如何相夫教子的道德问题。我们曾经反对的万恶的“糖衣炮弹”，到今天原来多半是从“后院”里偷着运进来的。

一些人认为，在这“两院制”的腐败格局中，似乎是后院首先禁不住院外的诱惑，最终导致前院沦陷；或者说后院对前院有否决权，可以做出献身腐败的终极决定，而前院只能举着公章惟命是从。然而，一个浅显的事实是，如果前院不“纵人放火”，后院又如何烧得起来？

所以，我们宁愿相信有关“贪内助”的表述仍不过是传统的“祸水论”的某种延续。显而易见的是，在这根贪腐链条中，真正起火的是不受约束、不被充分监督的权力，而不是代收贿赂的家眷或情妇——在更多时候，她们不过是腐败官员的隐形钱包，或者说是腐败高速公路上的收款员。

后院起火了，而且后院起火的八卦让大家都知道了，事已至此，有些腐败官员觉得自己挺无辜，很委屈，觉得自己原本是进步青年，却被“反动女人”拉下了水。可叹这些人不恨自己曾经一手遮天、无拘无束的权力，只知痛恨附庸其上的女人。如山东省供销社原党组书记矫智仁所抱怨：“我戴的手铐有我的一半，也有我的妻子一半。”言下之意，自己是被老婆拉下水的。然而，如果官员不将公章带到自己卧室里招财进宝，官太太又如何能和行贿者“私通”有无？显然，这里的“后院起火”，不是官太太给官员戴绿帽子，而是官夫妇给公章戴绿帽子，是他们里应外合背叛了本应公正无私的权力。

谈到“巡视组”的作用，刘锡荣说，“巡抚的素质很重要。如果巡抚是海瑞，下面的人自然不敢造次，但如果是和珅，那就很难确保地方政府的清廉了。”此话不假。然而有目共睹的是，在官场上能像海瑞那样临死连棺材都买不起的官员毕竟是少数，当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约束，恐怕多数人还是要争当和珅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

70%后院起火，使如何打造“阳光后院”再次被人们提起。然而面对种种“前腐后继”的制度性腐败，眼下最重要的显然就是让阳光能够照耀到权力，让权力不在黑暗中操弄。当权力不再被乌云笼罩，当乌云不再遮遮掩掩官家的后院，其实后院从来就是阳光的。从这方面说，如果我们需要一场中国式的“后院革命”，仍是要从规范权力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