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琳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忏悔录”是《检察日报·廉政周刊》的一个名牌栏目，曾获过全国法制好新闻专栏奖等荣誉。我也很爱看这个栏目，当然不是为了积累研究素材，而是多带着娱乐的心态。谁会正儿八经地在乎贪官身陷囹圄时那些被动的忏悔呢？如果不是寄望于这种悔过的口头表达多少能在法官那儿捞取一些同情，恐怕贪官是不会有兴趣在法庭上左一个“对不起党”右一个“对不起人民”的。

贪官已经贪到了法庭，悔不悔？肯定相当之“悔”，但却未必是“悔过”，而多为后悔为什么这么不小心，为什么安全措施没有做足，为什么偏偏是我而不是那些还逍遥快活着的其他贪官。当然，这种“悔”只可在心里辗转。

总结这些年来贪官的“悔过秀”，大致可以勾勒出其中的“八股定理”来——开篇要力陈自己出身穷苦，根正苗红；其次再大谈自己本性善良，工作初期也曾为国为民立下不少汗马功劳；再次，用“放松了政治思想学习、忽视了世界观的改造”来作为自己从思想到行为快速堕落的主观根源；然后再强调一下自己的错误是在无监督约束之下发生的，换言之，于制度层面还有N多漏洞，不可由我一人担负腐败之责；最后，痛陈自己辜负了党的培养，从今往后愿意洗心革面，接受改造，重新做人。当然，恳请组织和法庭给予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从轻判处，这是整个悔过书的收尾之语，也是核心所在。

这样的“八股悔过”看得多了，也就不以为然。然而，怕就怕在有些机关、有些部门、有些媒体甚至有些领导同志对此类“悔过”当了真，以为然。于是，我们看到了贪官们频频从改造场所走出，在各类“警示教育大会”上声泪俱下，一遍又一遍地悔过。那些高度雷同的文字，则成为各色预防犯罪展览、反贪成果展示必备的原材料。

“悔过书”果真有如此神奇？不妨来看看张绍仓的“悔过书”。张先生受审前曾是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理，外加括号“正厅级”。7月11日，张涉嫌贪污、受贿案在阜阳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到了被告人最后陈述阶段，法庭上的张绍仓“掏出老花镜，含泪念了自己写的长达4页的悔过书”，张并恳求法庭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但细心的记者发现，张的“悔过书”与《检察日报》在5月29日刊发的四川成都市龙泉驿区原区委常委朱福忠的悔过书有多处雷同，涉嫌抄袭。连悔过书也抄袭，张绍仓因此成了几大门户网站上最受网友关注的焦点人物之一。大多数网友在跟帖中不乏嘲讽与质疑，也有不少网友把“抄袭”事件上升到了官场恶习、制度流弊的高度，认为这是官员平日里惯于秘书代书、弄虚作假使然。

我个人既不愿对张绍仓先生作诛心之论，也不愿从制度的层面来剖析“悔过书也抄袭”的根源。如果非得说是官场习气的惯性作用，张先生也许这样表达会更符合实际，“同志们，今天的庭审我本来没打算讲话，但主审的法官同志一定要我讲几句，我就讲三句话。第一句，今天的审理是一次重要的审理，一次成功的审理，整个庭审进行得有条不紊，取得了预期的成果。第二句，同志们回去以后，要认真贯彻庭审法官在本次审理中提出的各项方针、政策，深刻领会、狠抓落实。第三句，我们为参加本次审理工作的全体同志在××酒店准备了薄宴，请各位领导和同志们准时参加。散会！”

当然，我对官场恶习的模仿也贯穿着娱乐精神，跟贪官的“悔过书”其实没什么两样。贪官的“悔过书”是不是涉嫌抄袭其实无关紧要，就算是抄袭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有谁敢保证朱福忠先生的“悔过书”就没有借鉴？在“悔过八股”之下又何来绝对的“原创”？

重要的倒是，作为阅读者的法官、检察官、各路官员、新闻记者以及我们这些普罗大众怎么看贪官的“悔过书”。如果像张先生那样，在“被告人最后陈述”里“悔过”，就让他“悔”吧。因为那是被告人法定的诉讼权利，任何人包括法官都不能侵犯。贪官为自己辩护，或者借用“悔过”为自己试图捞取从轻处罚的砝码，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否从轻，最终还是由法官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来综合衡量，只要法官能够不为鳄鱼的眼泪所蒙骗，依法下判，“抄袭的悔过书”也不过是些供我们茶余饭后消遣的谈资与笑料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