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关键在于让农民工有收入不断提高的就业条件。应该说，进城了的农民工都已经有了一个工作。但他们的初始就业岗位技术含量低，收入不足以维持城市的正常生活。因此，要建立一个对已进城的农民工的不断培训机制，使他们的技术水平能不断提高，就业岗位能逐步升级，工资不断上涨。经过几轮这样的培训，几次这样的收入升级，他们才有可能在城市中留下来，真正成为城市居民。

最近，由茅于轼教授牵头，笔者也参与的北京富平职业培训学校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新的尝试。富平学校成立于2002年，是一所把贫困地区中青年妇女培养成为家政服务员的非营利职业培训学校。我们与国家扶贫办以及安徽省、甘肃省、河南省、湖南省扶贫办合作，为贫困地区妇女提供培训、就业、督导以及维权等一条龙式的服务。在短短的几年中，富平已经为北京市输送了近万名家政服务员。她们每年拿到的工资就将近有1亿元人民币。

从工作的实践中我们发现，很多农民工有进一步学习提高的强烈愿望。他们不甘心当一辈子初级服务员，工作了一两年后往往就开始考虑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而社会也有对高级家政服务员的巨大需求。一些生活较富裕的家庭，或是有重病老人，有初生婴儿的家庭，他们需要的是更高水平、更专业的服务。这些家庭也愿意为之付出更高一些的报酬。

于是，从去年起，富平学校在继续开展初级培训项目之外，还开始了对已进城农民工的再培训工作。我们挑选出一些有一两年工作经验，表现较好又热爱家政服务工作的学员，对她们进行老人、婴幼儿护理等专业重点培训。经过一个月左右的再培训，这些学员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工资一般能提高60％－80％。

我们建议对农民工的再培训应该以民办的职业培训为主。与对农民工初期培训需要政府的强力介入不同，对农民工的再培训，应该更多地利用市场的力量。进城工作几年的农民工已经有了一定的培训支付能力，不需要政府过多地补助。政府的直接办学反而有可能会约束了市场的发展。

当然，在这一问题上政府也并不是无所作为的。政府可以进一步放宽对农民工培训学校的准入门槛。有关部门也可以对新办农民工再培训学校给予税收优惠。政府还可以通过招标的方式，支持一些民办示范学校，帮助这些学校摸索出一条适合于农民工再培训的模式来。当然，政府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逐步使这类学校规范化，防止出现一些欺诈行为，把一个好端端的市场搅乱。

(原载9月14日FT中文网，作者汤敏，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