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篇论述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文章揭起十七大前路线之争的谢韬，坦承文章所以轰动，是因为表述了人们长期隐藏在心中的历史感觉与反思。只要共产党向民主宪政的方向小步前进，二十年后中国就会有大的转变。

在香港大学本部大楼二一八毕业生议会厅，百多名听众挤得满满的。来自北京的著名理论家谢韬演讲“关于民主社会主义问题”。八十六岁的谢韬，虽行动迟缓，却中气十足而爽朗宏言，令香港听者颇感意外。

今年初春，他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宛若一石激起千层浪，成了中共十七大之前一场政治理论风波。身处中共思想理论界重大争议的旋风中心，他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却背了一首他的旧诗作：“行云流水去，清风明月来。生动无凝滞，芯花漫自开。”一首恬淡隽永的小诗，正是他此际的心情写照。

他说，中国的问题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急，等，促。即不能急，急不得；但也不能等，等不到；只有促。只要共产党方向正确，向民主宪政的方向前进，小步前进，大步是走不出去的，慢步前进，积小步为大步，也许二三十年后会有大的转变。《炎黄春秋》有勇气发表这一文章，就是一种促，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的一点希望，同时也让人看到领导者在汲取教训，作历史反思，采取宽容态度。历史在缓慢地向前推进，在无声无息地逐渐地转换著。中国的问题急不得，也等不得。

他说：“二十年后的大转变，我们这样的老人是看不到了，都死了，现在三十多岁的人，经过二十年的奋斗，他们与旧的那套没有联系了，有了新的思想，到了中共二十大的时候，会有大的转变。我们虽然看不到了，但要促。活著一天，有话就说。我风风雨雨几十年都过来了，入党六十年，在中国也算是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员，到了晚年，未来的日子不多了，如果再不把自己一生感受到的问题，说点真话，自己都愧对自己了。见上帝之前，留下几句真话，就是这样的心情。”

他说：“中国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要重新评价毛泽东，重新清理毛泽东，在走向一个更有活力的民主社会中，清理毛泽东的思想和政治障碍，不清理毛泽东几十年来造成的罪恶，中国不能前进。胡锦涛最近提出四个坚持：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和谐社会，建设小康社会，用这新的四个坚持取代了旧的四个坚持，这就是一个进步，就是在前进，不可能要求它一下子转变过来，但它每前进一步，我们应该欢迎，中国社会目前还没有到翻天覆地巨变的时候。”

谢韬患有心脏病、高血压，胃部被切除了四分之三。他每天的活动主要是读书，早晚两次在住宅小区散步。最高兴的是有三五老友到他家小坐。中共中央原组织部副部长、毛泽东政治秘书李锐、中共中央原宣传部长朱厚泽等是他家的常客。他们关上门交换最新获得的政坛信息，说说在门外不好说的真话。

二零零七年一月下旬，谢韬发表了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檄文后，朋友们都为他担心。他笑著说：“直到今天，有关部门有关领导没有任何人为此找我谈话。”只是七月一日，他所工作的学校，即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委依往年惯例上他家探望，送给他一盆天鸿爪花，还有一套寝具、一封贺信。谢韬说，两个月过去了，花还盛开著。

谢韬和夫人是九月六日从北京来香港的，参加《明报月刊》五百期志庆讲座，他是主讲嘉宾。同一飞机抵达香港的还有特邀嘉宾、《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原中国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和女儿《炎黄春秋》副秘书长杜明明等人。谢韬说，他和发表这一文章的《炎黄春秋》都没有遇到麻烦，这是当局的“宽容”，体现了官方的一种“保护”。

未被处分体现宽容

文章发表后，他和《炎黄春秋》的朋友们都提心吊胆，因为不知道当局会有什么反应，是未知数心里就不踏实。但文章发表的五个月里，领导上没有任何反应。直到五月十日，《人民日报》才刊登一篇答读者问的文章，论及此文。这前后中央下达一个精神：此文不传播，不转载，不批判，不争论，个人可以对此表态。中央没有干涉、打压文章掀起的讨论气氛。对意识形态理论争论，中央不急于发表意见，采取一种开明的宽容态度，也是在汲取历史教训，这是中央和领导人的一种进步。

谢韬说，按照中共传统，任何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全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学习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以党代会的文件统一全党的思想，不希望干扰，不希望有杂音，不希望分散关注点。在中共十七大之前，能发表这篇文章，公开讨论长达半年，很了不起了。一百多年没有与中国人民见面的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中国一贯都是封锁的，批判的，现在可以公开谈论，象征意义很大。他认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会朝民主社会主义前进一步，不会开倒车。他说：“中国缺少的不是谁说得正确，谁说错了，而是把话说出来，这个现象本身更具意义。中国曾经是有话不能说，而今能说了，引起社会争论，这就是进步。”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早在二零零六年就写好了。谢韬与一些朋友商谈中，预测文章提出的问题具有很大冲击力。长期来在当局封锁下，这一问题是无法公开讨论的，对毛泽东思想的否定，对列宁和斯大林思想的否定，这在中国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他不能不慎而又慎，文章就一直压著没有发表。不知是谁将他的这篇文章放到网上，散布很快，当时他还不知情。他人在成都，《炎黄春秋》编辑部朋友给他电话，说从网上看到了这篇文章，想将文本里一些尖锐或敏感的用词作些改动，准备在《炎黄春秋》上发表，谢韬同意了。

他说：“发表前，编辑部多次作了研究，为发表这篇文章作了三种准备。一是可能会引来上级部门指令封门，那就要找律师打官司。一是这一期被禁止发行，以前也有过先例，如果是这样，编辑部就提前发行一部分杂志。一是刊出后，上面有人来打招呼，要求编辑部作检讨，或者其他一些相关措施，施加政治压力。”文章终于破土见了阳光，引起强烈反响，而中央采取少见的宽容态度。谢韬说：“这令我们意外但又是等待中可能的最好反应。文章受到传统左派狂热攻击，各地举行了十多场大批判会，指责我颠覆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反宪法，反党章，都不是讲道理的，而是文革式批判。”

他坦承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在人民中生根，是因为表述了人们长期隐藏在心中的历史感觉、历史反思。文章的观点，不是他一个人的，许多朋友和同事在长期的政治和学术的经历后，也有同样的看法，只是分散的，他不过是系统地加以表述。他说：“中国历次运动，大家从切身经验里，有自己的历史感觉，很多人都在作历史反思，包括党内一些领导干部。这是一个正常健康的人必然有的理性思考。我不过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中国这几十年培养了这样的一种人，年轻时真心为革命，真心去拥护，到了晚年，经历了几十年风雨，人就想说点真话，面对真实的历史去探讨未来。”

谢韬小档案

今年八十六岁，曾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延安新华总社编辑。一九四九年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