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问题几乎困扰了我们一个世纪，该问题是1898年张之洞为“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所提出。一百多年过去，在中西文化关系上，反对它也好，支持它也罢，我们的思维似乎一直没有走出这八个字的“体用模式”。

上个世纪末，一个文化老者声称：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于是中国文化行情渐长，甚至有学者要用它来解决全球性的问题。前不久，汤一介先生的《儒学与当今全球性三大难题》，就是向全世界推广传统儒文化的显例。

是否可以改换一种思路重新审视中西方的文化关系呢？在我看来，体用模式的弊端在于它的整体性，整体性容易导致独断论。一则人的生活本身就不是整体的，它可以分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二则作为“体”的中学或西学也都不是铁板一块，可以而且应该对它们作必要的价值分殊。体用原本不二，以此为体，以彼为用，纸上说说可以，但实际上做不到。百十年来，张之洞以中学为体显然失败了，新文化勇士们试图以西学为体，全盘西化，明显也没成功。因此，张氏的体用八字可以宣告休矣。

在我看来（我既认同西方文化，又眷恋传统文化），这两种文化与其体用，孰若并置。或者，把体用模式转换为一种公私结构，未必要让它们“会通”，而是使它们各有应对。这里，我不妨仿张之洞来个“新八字”：中学为私，西学为公。也就是说，在私人生活中，我倾向于更多地保持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在公共领域，我主张尽可能地向西方学习，尤其是学习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

就公共生活而言，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居功甚伟，它向全人类贡献了一份普世价值的菜单。这份菜单上有自由、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宪政等内容，这些内容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属于稀缺的甚至是缺失的价值资源。这些资源早自严复就开始输入本土（比如自由），但严复可贵在于他并不反传统。到了新青年，局势骤然一变。虽然菜单上又追加了民主与科学，但它却走上了一个世纪以来全盘反传统的不归路。历史经验表明，没有自由民主法治的公共生活，只能是专制与极权。中国传统社会是专制社会，后来苏联之类的社会甚至走上了比专制更甚的极权道路。由此可见，在公共领域中，能够诞生自由民主的英美政治文化，是我们从事制度建设的重要资源。在这一点上，传统儒文化帮不上忙。力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礼治，本身就是一个反平等、非民主、无自由的差序格局。

然而，在私人生活中，传统文化非但没有过时，即使在今天，都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儒文化是强调个人修行的，比如“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个扩展程序，也是一份价值菜单。它的问题固不小，但至少其中的诚意正心修身等内容，对于现代化所带来的一路下行的世俗化，则有一定的道德逆挽作用。当然，推崇传统文化，强调的是个人的道德自律而非他律。他律就变成道德专制了，传统社会正是如此。在个人自律的意义上，古代士人重名节，总比今天唯利是图、不讲廉耻要好得多。现代社会是一个欲望过度开发的社会，欲望本身没问题，但欲望的无止境却肯定带来诸多问题。因病发药，传统文化的道德属性可以也应当发挥它这方面的功能。今天我们能碰上一个道德自洁的人，虽身不能至，却也是心向往之的呀。

中学为私，西学为公，反对的是那种整体论思维。人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是两个空间，不要混淆，也不能混淆。像上述八条目，是一条“内圣外王”之道。由于缺乏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必要界分，传统文化从内圣直驱外王，而不是把它打成两橛，让内圣的归内圣，外王的归外王，结果走上了“政教合一”的专制之途。在我看来，内圣属于私人空间，外王则是公共领域。今天既不需要像新青年那样把传统一棍子打死，可以把它留给作为个人选择的私人领域；也不必像今天的一些新儒家，一意要用儒来治天下。外王还是让渡给外来的民主宪政吧，儒文化不要轻易僭越，否则橘逾淮则为枳。在这个意义上，我不仅反对试图重新意识形态化的新“儒教”（蒋庆），亦不赞同公共领域中的“儒家自由主义”（杜维明）和“儒家社会主义”（甘阳），同样也不赞同上述汤先生向全球推广的儒家“仁政”（它的毛病是德治国而不是法治国）。

让儒家回归私人领域吧，就像让民主宪政看守公共领域。从体用到公私，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人类生活本身的分际和两种文化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