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出版自由不仅仅是记者和作者的事情。这是全社会的公民之所以能够履行主人翁职责的起码条件。党和国家封锁消息，就是封锁大家的耳目；垄断舆论，就是垄断大家的嘴巴；查禁书报，就是查禁全体老百姓互相交流的渠道。没有新闻出版自由的国家一定不是共和国。

这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在那种国家里，有资格当主人的，只能是有权封锁消息，垄断舆论，查禁书报的官僚。所以，有没有新闻出版自由，不仅仅决定着记者和作者的命运，而且决定着国家和社会的性质。没有新闻出版自由的共和国，共和制度非异化不可，那里的公民必然沦落为仆人，而公仆则一定僭越为主人。

书报是查禁不得的。160多年前，有一位20来岁的青年人，写了一篇批评书报检查制度的论文，一针见血。他指出，书报检查令的出发点，是“对官员的无限信任，对非官员的无限不信任。”他质疑，“既然有这么一批万能的天才（每个城市至少有一个检查官），他们为什么不去以作家的姿态出现呢？”他的结论是，“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这位青年，名叫马克思，上述论文是《马恩全集》的开卷篇。在中国，坚持书报检查制度最力的，与其说是国务院，毋宁说是高举马克思旗帜的中共中央。我不厌其烦引用这些话，是希望有关负责人在日理万机之余，不妨听听来自老祖宗的不同意见，希望不致于殃及池鱼，把《马恩全集》也查禁掉。

共产党犯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是吃了舆论一律的亏。共产党文过饰非，饿死人就绝对不得登报；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邓小平的书当然必须禁绝；邓小平说“稳定压倒一切”，全社会应该立即鸦雀无声。尽管斯大林讲，自下而上的意见，即使只有5%的正确性，也应该重视；但是，中国共产党认为，不符合主旋律的舆论，即使100%正确，也不得漏网。舆论一律，骗了国人，也迷惑了共产党自己，在一片欢呼的陶醉之中一意孤行，使本来不难纠正的小错误，一个个都发展成为全国性长期性的大灾难。无怪乎每隔多少年非把堆积如山的文字狱平反一次到若干次不可，来来回回瞎折腾。我敢说，即使叫毛泽东邓小平到中宣部或新闻出版署亲自担任特高级书报检查官，也肯定错得一塌糊涂，何况那些水平远不如毛邓的二、三、四流天才？

那么，怎么鉴别信息的真伪，主张的正误，书报的好坏呢？老百姓有经验，“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毛泽东也说，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何况鉴别的主体，本来就应该是国家的主人，不应该只是大大小小的公仆。所以，与其到全国各地去物色超毛超邓的天才，不如老老实实采纳马克思和毛泽东的意见，从此“废除书报检查制度”，保障各种报道各种议论都有权来参加“百家争鸣”！

温辉先生治学有素，洞若观火。办《争鸣》月刊，风雨如晦，老而弥坚，历30年。顷嘱为文，不敢草草，谨撰此议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