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舒立 资深媒体人

随着福田康夫内阁走马上任，前首相安倍晋三突然辞职造成的日本政治真空已得到填补。新首相将如何施政，能否有力推进经济改革，将决定其掌舵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驶向何方，当引起海内外业界人士更多关注。

回首过往18年，日本首相更换频繁，至福田康夫为止，已是第十二位。从宇野宗佑到安倍晋三，平均在位时间仅有608天。政争迭起的深层次原因是日本“经济奇迹”结束后的长期经济震荡，其时间跨度，恰与泡沫经济破裂后的经济不景气相当契合。可以说，每一届内阁上台都带来了应对方案，而黯然去职则宣告了应考失败。“日本病人”之忧一直在呼唤深层次改革。

近20年间，惟一破釜沉舟并取得重大成果的，是一年前任满下台的小泉纯一郎内阁，其结局是日本经济富有希望的稳定复苏。不过小泉的成功正是鼎力改革之成功，后小泉时代日本深化改革的挑战犹在。而以目前形势及福田的从政风格看，日本在经历了小泉激进的“主动改革”和安倍的“口头改革”后，很可能在福田任内进入“被动改革”期，前景很难乐观。

改革需要机遇；改革愈深入愈艰难，则抓住机遇当断则断更为重要。应当承认，无论与2001年小泉上台时相比，还是与一年前安倍接任之时相比，日本改革面临的机遇已大不如前。小泉首相上台时，民众出于“失去的十年”中积累的不满，对变革充满期待，而小泉有日本政界少见的决断与勇气，同时具有较高的政治才能，方能够激烈碰撞既得利益格局，且凭借民意战而胜之，击退保守力量。安倍接手时，既挟小泉改革之余威，又有52岁的年龄优势，曾获得极高的民意支持。然而执政一年，安倍政权仅仅提出了很多改革口号，却拿不出清晰的改革日程表，对国民真正关切的民生问题虚与委蛇，实际上对改革的重大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最终被民意抛弃。“受命于危难之际”的福田则面对民众失望深重、派系政治复活的复杂局面，大展身手已经相当困难。

改革更需要政治家个人的高素质，要求其具备真正的改革思维与真诚的改革意愿。然而，享有“协调型”政客之评的福田，在理念上并不认同小泉政权倡导的削减政府开支、减轻国民税负的“小政府、私有化”改革路线；在公共工程问题上，他也表现出对自民党内树大根深的“农林族”的迎合。虽然福田也曾重申，结构改革的方向是不会改变的，他将仔细对待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认真思考养老金、卫生福利、地区差距等一系列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但到目前为止，他并未表现出作为改革政治家应有的坚定意志、丰富资源和足够经验。仅一味施展平衡、协调的政治技巧，过于强调“安全感”，使人很难想像其在改革上能有较大作为。

当然，改革本身毕竟是“开弓没有回头箭”。福田虽然很难成为“主动改革”之有为首相，但在他主政期间，改革也万难退回原地。

小泉政权至少留下了四大改革“遗产”：首先，提出了一条清晰的改革路线，即“在人口数量减少的环境下，尽量使政府成为‘小政府’，提高效率，以减轻日本国民的税务负担”。 其次，通过“金融再生计划”化解了巨额银行坏账，启动邮政民营化，为进一步改革搬掉了“拦路石”；第三，日本资本主义的标志“主银行制”和“终身雇佣制”开始解体，结构性改革起步；第四，日本进入“二战”结束以来最长的经济增长期，营造了有利于进一步改革的宏观经济环境。

藉此遗产继续实施激进改革是上选，但安倍未能如此，福田亦断难如此。而面对日本既有或潜在的社会经济问题，特别是显著的人口问题，他又很难左右犹疑。虽拜改革之赐，日本经济得以温和增长，但结构痼疾未去，内需提振乏力，亟需新一轮改革推动。其结果，无论愿与不愿，经济社会问题之压力，最终会将执政者逼上改革之路，但很可能只是一种危机处置型的“被动改革”，其特征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种改革不可能达到全方位配套改革的成本收益比，且回旋余地很小，失败的概率陡然加大。果真如此，最终遭受伤害的不惟日本经济与广大国民，主政者亦不能幸免。可料稍有闪失，福田便有重蹈前任覆辙之虞。

或在“被动改革”难以为继之时，日本的“主动改革”时情势再度到来。无论如何，日本改革的命运对于地区和整个世界都将是极为重要的。

（本文刊于10月1日出版的2007年第20期《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