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份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透过太子党、团派和上海帮三重势力的暗中角逐和相互妥协，基本确定了胡锦涛未来数年中国政坛的主导地位，这样三足鼎立的结局，未必是胡锦涛所期望的政治布局，但这却反映了各方实力的对峙状态，也保障了中国社会变革的温和与渐进。权力结构的相互制约与互相依存关系，尽管不能推动政局的快速良性发展，却能阻止社会的急剧动荡。

寡头时代的中国社会，政治强人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种抱着“翻天覆地慨而慷”理想的民主革命家、新老左派等极端社会变革者，只怕不得不忍耐着、等待着中国社会的渐变，符合他们的意愿时，赞扬两声，不符合他们的想法时，骂他几句。不过，政治极端派对中国社会永远有着积极的作用和价值，正是因为他们的言论压力，能够凸显社会的病灶和缺陷，警醒执政者重视并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但是，这并不等于未来的中国社会，就能够在中共这种三派鼎立的政治结构平台上，形成西方民主政治那种自动调节社会的功效；毕竟这种现代社会的古典寡头体制，是东方传统与西方强势文化渗透所孕育出的怪胎，它有其自身体制不能解决的问题和矛盾。

比如，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由于欠缺言论自由和完善的表达渠道，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就会沉淀下来，埋藏在心底，等到不可容忍、忍无可忍之际，就会变成决堤的洪水、崩裂的地火而吞噬社会的平衡。从目前的社会现状上来看，贪污腐化、贫富分化、环境污染和道德沦丧都是中国的当政者所头疼的重要问题。

执政理念比较亲民的本届胡温政府，通过之前数年对公共医疗、劳动保障和农业问题的改善，比较明显的部分解决和纠正了江朱政府的政策失误，把贫富分化、农民问题可能带来的火山喷发温度降了下来；本届十七大上，胡温继续高举“民生”的旗帜，有可能通过未来数年的政策落实，使中国社会的民间阶级对抗矛盾得到较为彻底的解决。

另一方面，本届十七大所提出的“生态文明”观点，显示了中国社会极重难返的环境污染，已经到了中共不得不面对并解决的时候，十七大报告尽管可以被理解成一种表扬与自我表扬的政治化妆，但也不应否认，一个专制政权想要解决一个问题时所特有的效率。未来数年，可以期望，污染的治理尽管可能会损害既得利益团体的利益，但污染的恶化问题还是应该会得到很大程度的抑制。

真正能构成胡锦涛心头大患的问题，恐怕还是军队问题，这也是亚洲国家普遍存在的恶劣现象。除了日本以外，亚洲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走出“使用武装力量解决政治争端”的传统，军队变成了急功近利的政治家实现政治理想最便捷的工具。“军队国家化”在中国更是一个梦想，尽管很多人盼望中国能够学习西方的这一现代文明，但在宪政未能实现的前提下，形式上的“军队国家化”实际上有可能会带来军人干政的“军国化”。

可以说，十七大基本上维持了十五大、十六大不要军方担任常委的局面，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展现了中国民事政府（Civil Government），这比起当年毛泽东时代，一大群国家领导人穿着解放军军装的军政府形象，还是要强得多的。不过，政党内部设立军事委员会领导国家武装力量，并由将军担任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西方民众的眼里，也够怪异了。

胡锦涛时代面临着一个不容易前进（军队国家化）、却极容易倒退（军国化）的军队问题，一方面是胡锦涛等政治领导人权威逐代递减，军队控制力量减弱；另一方面则是中共多年来口头上党指挥枪，而实际上“枪指挥党”的传统，使中国军队常常被解读为“政治问题的最后王牌”，而变得极其强势。毛泽东文革中的“支左”和华国锋的“粉碎四人帮”及邓小平的“六四”，到最后都是采用的军队力量。

更糟糕的是由于近十几年来，由于中国非理性推动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迫在眉睫台独问题，既造成了社会上比较普遍的“以战争解决台独”的社会思潮，也推动了军队政治地位的高涨。而本届中共十七大对台湾采取的和平攻势新政策，可能很难在全军获得充分的认识和理解。

因此，胡锦涛面临的心头大患，既不是讲道理的知识分子民运，也不是信真理的草根阶层功运，而其实是“枪杆子出政权”不讲理的军方。台海问题、对日问题、中美关系、中俄关系，都有可能使白面书生胡锦涛，丧失军方的支持，尤其是少壮派军人的反对，并带来致命的兵谏效应。

尤其是一触即发的台湾“入联公投”并总统大选，有可能把胡锦涛逼向战争与和平的悬崖边上，如果台湾2008年公投得手，即便胡锦涛不愿意，在“统一台湾”政治洗脑中长大的少壮派军人，也有可能通过一场兵谏，把胡锦涛绑上台海的战车，如同1936年的西安事变一样。

而或者，等待胡锦涛的就是一场军事政变，如果军队问题迟迟不能解决好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