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中国近年来官场腐败出现制度化、糜烂化的现象，中外学者已经从制度、法治、媒体和经济等方面，提出了“前腐后继”的各种原因，但很少从信仰的角度作出分析。笔者以为，在一个缺乏法治传统、习惯人治的中国，利用严刑酷法，打击腐败的效果毕竟有限，而重建和强化“心治”，培植新的信仰体系与文化，才是长远、有效之道。

目前，中国面临着双重信仰贫困（Poverty of Faith）的困境，包括政治信仰贫困和宗教信仰贫困，由此构成了腐败越演越烈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政治信仰与物质利益是维系官员对一个政权忠诚的两大支柱。毛泽东时代的中共之所以能够号召共产党人走完超出生理极限的万里长征、防止民众在三年大饥荒时发动陈胜、吴广起义、推动常人无法想象和实施的文化大革命，主要不是因为毛泽东利用巨大的物质利益，换取共产党人对他本人的忠诚，而是通过看不见的政治信仰，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促使官员自觉自愿效忠毛泽东、真心诚意相信共产党，而且与这种强大的精神信仰相适应，贪欲、物欲和情欲遭到了压抑，贪官污吏因此难以大量出现。这也是目前大陆民众怀念毛泽东时代官员们“两袖清风”的原因之一。

但是，进入邓小平时代，多数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信仰产生幻灭，共产主义理想成了可说不可信的摆设。这样，为了继续维护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和向心力，邓小平时代的中共只能而且必须借助另外一个维系忠诚的法宝－物质利益，来换取中共官员的效忠。这种输送物质利益的表现形式，就是对官员们的贪污腐败提供制度层面的机会与条件，并提供人为的保护。一旦官员成为贪官，接受了中共体制提供的不法利益，这些贪官就与中共政权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因为他们必须以忠诚作为获得特权的回报和代价，紧跟党中央、听命领导人，如果一旦出现异心，忠诚出现问题，那么党中央随时可以将贪官们的腐败劣行予以公布，并绳之以法，反贪成了打击异己、巩固核心的有效工具。

由此，现行的制度化腐败就向中共官员发出了两个信号：一是你必须与众人同流合污，成为贪官，因为水清则无鱼，混水才能摸鱼，个别清官的存在将使多数贪官缺乏安全与安宁，因此清官就失去了存在的制度环境；二是你必须对领导保持忠诚，不然的话，你随时可能成为反腐的牺牲品。所以，对中共而言，不反腐败不行，因为这样党就失去了保证下属忠诚、控制官员言行的工具和力量；但反腐败又不能反得太彻底，因为这样共产党人就既没有主义可以信仰、又没有利益可以分享，中共政权就会失去官员的效忠，并因而削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除了政治信仰贫困导致利益输送盛行和腐败成为制度之外，宗教信仰的贫困也是腐败蔓延的重要动力。世界上的几大宗教都相信来生，相信轮回报应，相信好人好报、坏人坏报，所以当宗教信徒面对物质诱惑、从事恶行之前，首先存在内心的恐惧，顾忌上帝的惩罚，唯恐来生因此而进入地狱，与魔鬼同行。这种内生的心理恐惧和道德约束，比外在的法律惩罚和媒体监督更能有效地扬善止恶，从根本上抑制腐败行为。

但是，共产党信奉的是无神论，中共的贪官们只管生前尽情享受，死后管它洪水滔天，由此导致一批贪官内心毫无畏惧，行为不知节制，变本加厉地吞噬民脂民膏。面对这批有私无畏的贪官，法律和媒体就变得苍白无力。

同时，尽管许多中共贪官也开始烧香拜佛，但他们大多是假信徒，因为他们祭拜佛祖的动机有二，一是保佑自己平安无事，继续贪污；二是诅咒政敌和对手不得好死，祈求佛祖惩罚。而佛教的真义是普渡众生，无私无欲。这样，那些以共产主义信仰者身份祭拜佛祖的中共贪官，不仅滑稽可笑，而且只会强化腐败的程度，因为他们是将佛祖绑架，保佑他们为非作歹，其后果是更加有侍无恐、肆无忌惮。所以，不管是无神论，还是假神论，都是宗教信仰贫困的表现，更是中共腐败的激素和动力。

总之，中共官员的腐败越演越烈既与邓小平时代以来的政治信仰贫困密切相关，更与中共文化中的无神论存在关联，因为无神论的最大效应导致心中没有恐惧，而政治信仰真空则导致行为没有制约。缺乏了内生的恐惧与制约，任何外在的法律惩罚与媒体监督只能是事倍功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