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达权更是构建五彩斑斓和谐社会的前提，“和谐”的前提是差异和不同，人们无权表达何以知差异和不同，因此倡导表达权正是和谐理念合乎逻辑的发展。

进谏纳谏并非表达权及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表达权一类的话语，在中国已经讲了一百多年了，知识分子最关心、也最爱议论这个问题。可是每当他们提到这个问题时，就常用古代士大夫的进谏传统去比附，如钦佩“邹忌讽齐王纳谏”，呼吁“诽谤之罪除而良言进”，提倡“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

把自己想象成社会的谏臣，希望自己的表达能得到社会理解和宽容；官员也习惯从纳谏角度理解民众的表达权，告诫部下要懂得“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要有“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的肚量。这些说法虽然各自有其智慧和意义，但是用来解读和张扬表达权及言论自由，却是南辕北辙。

进谏纳谏是皇权专制社会政治运作方式，士大夫是官僚或官僚的预备队伍。皇权专制社会中，虽然是君主一个人说了算，但君主的决定不可能事事都对，这就要求身边的官僚进谏，然而大权在握的君主喜怒无常，进谏是个风险很大的行为，甚至导致家破人亡，因此，能够舍生忘死勇于进谏就成为士大夫最高政治道德的表现。能不能接受臣子的进谏，关系着国家的命运，所以能够虚怀若谷，乐于纳谏的君主则被臣民视为“圣王”了。

中国的古人没有权利意识

古代最佳“进谏纳谏”的样板，大约非唐太宗和魏徵莫属了，两人君圣臣贤，受到古今舆论的一致称赞。乾隆甚至说“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是之盛也”。然而，大家很少讲到太宗和魏徵之间经历过多少危机、太宗甚至几次想杀掉魏徵，魏徵死后，他曾一度砸碎魏徵的墓碑，发泄对魏的不满。

因此，能够允许魏徵讲话，并非是让魏徵行使其言论自由的权利，其实中国古代，人们根本没有权利意识。唐太宗鼓励魏徵讲话，无非是使其尽其对皇帝忠诚的义务。唐太宗因为阅历丰富，善于克制，才能使他们君臣间脆弱关系全其始终。实际上，古代有几个唐太宗，臣子行使这种忠诚是十分危险的，韩非说，龙之喉下有“逆鳞径尺”，稍有不慎，触动逆鳞，用京剧《姚期》中的一句词说就是“一朝龙颜怒，四体不周全”。

除了“进谏纳谏”传统外，古人很少意识到说话、议论、表达乃是自己的权利。可见，本土政治文化资源中涉及“言论自由”一项，是极为贫乏的。其原因在于言说者大多是士人，而士人只是专制统治者的附庸，用一个著名的比喻说，他们只是“毛”，要附在统治者这张“皮”上。他们只有忠诚的义务而没有权利，要想表达而不获罪，只有甘心充当驯服工具、并盼望权力高抬贵手，企盼权力多看士人表达的正面意义，少假颜色，便感激涕零；稍有斥疏，则哀怨乞怜。可笑亦可悲。

人的权利从表达权开始

现代社会里知识分子不同了，他们是独立的劳动者，为社会创造着物质或精神财富，他们应该与社会管理者完全平等，而非皮毛的依附关系了，当然有热心依附权力甘当工具者例外。此时表达作为权利凸现了出来。

公民关注公共事务、怀着参与的目的、乐于表达，固然应该称赞；公民不想参与只是作为旁观者、甚至是站在一旁，说风凉话、冷嘲热讽，只要不违反法律、不伤害他人，这也是他们的权利，谁也无权干涉。人的表达必然是五颜六色的，甚至在习惯“统一”的人们看来是千奇百怪的。这正如森林中百鸟争鸣，有千回百转的夜莺，也会有哑哑乱叫、不那么动听的乌鸦，但它们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旋律歌唱。总之像吃饭一样，表达也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甚至可以说人的一切权利正是从表达权开始。

表达权更是构建五彩斑斓和谐社会的前提，“和谐”的前提是差异和不同，人们无权表达何以知差异和不同，因此倡导表达权正是和谐理念合乎逻辑的发展。

倡导表达权也是“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所谓“以人为本”就是人性中引申出的种种要求，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都能得到表达，并受到社会的理解和尊重。这样，健康的人格才得以发展，使人真正成为有责任感的公民，而不是权力或财富的附庸。

权利的实现事关生活质量

人们权利的实现还事关人们生活质量，现在人们不是爱谈论幸福指数吗？其实，统计幸福指数是民间的事情，而各种权利的实现都与人的幸福密切相关，与社会及民众的文明程度密切相关，不能想象没有权利的人、不享受权利的人们会幸福。

十年前，有次在出租车上与司机聊起天，他牢骚满腹，愤慨攻击社会上一些现象，包括即将在北京废止“面的”的政策，用语也很极端。我问他一个月挣多少钱，他说两三千块钱吧。我说：我每月挣一千多也不像你这样激愤啊？他说“老先生，不在于挣多少钱，在于有理没地方说去”。

当然，他这样说是有些太极端了，并不符合实际。但也同样说明，表达比挣钱吃饭还重要。这关系人们的幸福，实际上更关系人们和谐相处和社会的文明建设。

当然，行使权利、特别是行使表达权时会出现许多令人不快的问题，这不是这篇小文能够深入讨论的了。然而我想在宽容心态为社会广泛认同的今天，它也不会构成太大的社会问题、从而影响社会稳定了。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