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德﹒G﹒杰伦（Ted G. Jelen） 庞永译

本文讨论了宗教信仰自由对于健康的民主制度的价值。作者认为宗教制度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思想与社会批评的源泉，也是民主制度下公民身份的培训基地。作者用案例说明，为什么民主政府应当鼓励宗教的多样性。泰德﹒G﹒杰伦是位于印地安那州格林卡斯特勒（Greencastle）的德堡（DePauw）大学和位于拉斯维加斯的内华达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尊重良心自由，主要指尊重宗教自由，对于民主政府具有很多有益的作用。宗教自由的结果通常是积极的：（1）对于民主政府来说，宗教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思想、社会批评与创新的源泉；（2）宗教组织提供的经验和技术可以应用到民主政治下的公民身份方面去；（3）尊重宗教少数派的权利可以在国内和国际上增强民主政府的合法性。

宗教与国家

在健康的民主体制中，国家和宗教组织应当互相尊重彼此的独立。这并不是说，在世俗的政治领域和神圣的宗教领域之间不能有接触，实际两者间有相当大的重合。但是教会和国家两者在功能方面的一定的自治，可以给国家带来重大的好处。

象法国作家和政治家阿历克赛﹒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和德国政治学家伊丽莎白﹒诺艾尔-诺依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1916-）那样的各种各样的观察家都注意到了民主政治文化的从众趋势。这里指的是，在那些高度平等主义（在社会和法律意义上）的社会里，存在着一种遵从流行观点的强大的社会压力。诺艾尔-诺依曼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沉默的螺旋”，它十分类似托克维尔“多数人的暴政”的经典概念。通常，流行观点对于公共意见和公共政策可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宗教通常给公众话语提供一种“预言”。宗教的作用在于能够为民主对话和少数派观点的表达提供稳定的、超验的价值。在公众意见是终极权威的政体中，这是一个重要职能，因为表述出另一种观点通常可以让政治进程更为深思熟虑。宗教原则基于信仰，而不基于某一时刻临时的社会和政治状态，这个事实使得信仰可以成为对于流行的政治情绪进行批评的独立源泉。

例如，在波兰共产主义统治时期，罗马天主教为普遍忠诚于它的波兰公民提供了一种似乎可信的、（与官方说法不同的）另一种对于世界的观点。共产主义政权在政治社会主义化方面的努力不是特别有效，其努力被政治上特别自信的天主教有效地阻止了。确实，天主教在波兰的普遍存在也许让波兰人将波兰国家（世俗的和社会主义的）与波兰民族（天主教的和未来民主的）区别了开来。类似地，在罗纳德﹒里根美国总统任期（1981-1989）的前两年，核裁军和援助穷国等政策都不受公众话语的欢迎。天主教主教全国委员会就写了一封牧师信函，指出核武器是不道德的，并坚持优先帮助穷人的道德诫命。可见，美国教会的精神和智力资源对于经济和外交政策方面的保守主义提供了一种必要的平衡。

当然，这个观点并不特别新颖。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阿历克赛﹒德﹒托克维尔将宗教看成是减轻美国多数人暴政（倾向）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宗教含有与公共政策有关的大量道德诫令，它是先验价值的源泉；那些被认为不属于统治体制的宗教传统，对于民主文化的从众趋势是一种重要的纠正因素。

保护宗教多样性

民主政府应当保护和鼓励宗教多样性。共同存在多个宗教传统会增强宗教作为社会和政治批评家的潜能，这至少有以下三个原因：

宗教多样性对于民主政治话语的最明显的价值是，多种声音可以给公众的深入思考带来多种值得考虑的观点。例如在当代巴西，罗马天主教会（特别是当地教区）已经是经济和政治不平等结构的社会批评的来源（“解放神学”的传统），同时福音主义新教的成长运动已经对于个人道德和家庭生活重新加以关注。

其次，宗教多样性对于宗教信仰、宗教参与、宗教成员资格具有正面作用。宗教社会学家认为，在竞争性宗教环境中的宗派组织具有强烈的让各自传统对其成员和潜在成员具有吸引力的动机。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宗教参与程度往往比在一种传统获得垄断的情况下要高。例如，在具有宗教多样性的美国，其宗教参与程度通常就比具有国立教会的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要高。类似地，在后共产主义时期天主教占优势地位的波兰，到教堂做礼拜和其他宗教活动的人出现显著下降。

为什么会是这样？有关的研究著作认为，参与宗教组织的活动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来源，或者说是认知技能和社会技能，这种技能对于参与民主政治来说是一种必须的技能。教堂中的人们学会了如何一起工作去达成共同的目标，如何用建设性的方法去调停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如何在一系列竞争性的社会目标中作出选择。所有这些技能对于民主制度下公民素质的发展都是很重要的。确实，某些这样的研究认为，在美国，对于在其他方面处于不利地位的那些公民来说，宗教的社会化是他们社会资本的仅有的、可靠的来源。因此，象市民社会中的其他公共机构一样，宗教是一种重要的进行公民身份训练的资源。在宗教多样性环境中，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去利用宗教机构为自己提供的学习机会。

最后，宗教多样性能够减少基于宗教的严重政治冲突的可能性。如果社会中存在着一个以上占支配地位的宗教传统，某些公民就会妖魔化有其他（宗教）传统的公民，这样就增大了引起强烈的暴力冲突的可能性。相反，在一个比较多样化的环境中，没有哪种传统能够吸引大多数，这将迫使信教的公民们采用妥协的办法来参与政治，以便部分达成自己的政治目标。
例如在美国，一些虔诚的宗教分支组织在各种各样的道德和生活方式问题上批评政府的政策。但是其有效性将首先被他们自己宗教传统里的神学分歧所限制。他们内部对诸如现代性、进化、宗教体验、教义解释等问题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单一政治联合体的形成。简单地说，大多数美国人信奉的宗教（基督教）在学说上的差异——以及尊重其他宗教，包括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让单一的宗教组织控制美国政治话语成为不可能。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