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社会的民意热情会体现在大事件步步为营的讨论上，如《物权法》，也会体现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如“为什么要给领导打伞？”比如，近日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在其博客中发表《冰封的连州》便引起了网民热议，缘起是配发的一张随行人员为其雨中打伞的照片。随后，廖新波在其博客中“自我检讨”并解释说撑伞人是看到他在专心访贫问苦，不自觉间将伞撑了过来，“动作是很自然的，并没有巴结之意”。

是巴结，还是真情流露？以常情论，廖新波的辩解并非没有道理。撇开打伞与被打伞者的身份，在天下雨时，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打起伞，不过是个朴素的、暖人心怀的场景，是一种值得提倡的社会生活。然而，你不得不承认，在“官民对立”、矛盾重重的今日中国，许多事情一旦扯上了官场与权力，味道似乎就变了。所以，尽管廖先生可能自觉“委屈”，不经意间做了代官场陋习受过的替罪羊，议事者还是毫不犹豫地将此“伞中情”纳入公共视野，努力解剖潜藏其中的内涵，探寻权力的边界与意义。

“国王为国操劳，理应好好休息。”自古以来，人们对掌权者总是抱着一种满怀善意之理解。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正在进入公民社会的中国，这一观念正在悄悄发生改变。过去讲部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如今，这种严格纪律更适合于建立权力与社会的边界。而“为领导打伞”引发广泛讨论，其所反映的正是社会要求规范权力、缩减权力红利的迫切要求。

更何况，伞这东西，一直被视为权力象征。众所周知，古代君王出行时后面总是跟着一群五颜六色的“伞兵”，为其作仪仗队。彼时迎风招展的伞幔，至少能够肩负两项任务：其一可以让帝王免于日晒雨淋；其二能将出行的队伍分出主从贵贱、三六九等。至于普通人的出行显然没有那么大的排场，他们充其量只是戴上一顶草帽或者夹着一把雨伞，三五成群。如果有人给他打伞，那也是出于种种原因。比如，他年纪尚小或者生病了，以至于生活不能自理，不得不请人代劳。

“为领导打伞”能成为公共话题，背后是人们对某些官员之作威作福不满。然而，应该看到的是，官场的积习所造成的信息屏蔽使许多入官(场)随俗者成为受害者。君不见许多原本生龙活虎的人一进官场便开始谨言慎行，唯唯诺诺，一旦做起了自以为大的大官，甚至可能变成婴儿一般“生活不能自理”。具体表现为凡事都要上司指点，要下属照顾，像演员一样进入剧本，失去自己真实自主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在此意义上，与其对那些习惯让下属撑伞的官员进行谴责，不如投之以同情。

世界上“生活不能自理”者至少有两种。一是肉体尤其神经出了问题的人，比如瘫痪在床或残疾者，由于生活的不幸，他们不得不靠着他人照顾方能正常生活；另一种则或多或少在某些官员身上有所体现。和前者不同的是，后者不但有健壮身体，而且勤勤恳恳，只是在日常生活中，却给人一种“生活不能自理”的印象。其东奔西突、走南闯北，一方面上级或者秘书为其安排好了精神或者思想层面的生活，比如讲什么话，发什么言；另一方面，高人一等的待遇以及下属无微不至的逢迎也为其安排好了一切，至于雨天打伞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可叹的是有些不幸的官员，不关心“弯下腰劳动”，也不管“抬起头做人”，只管平平庸庸，甚至毫无底线地做官。人生更像是例行公事，更像是完成一项“生活不能自理”的演出。就这样，原本好端端的生活和人生，只是因为做官而被“安排”掉了，无声无息中做了官场陋习中的“牺牲”。

谈到种种有关“为领导撑伞”的争论，我们宁愿回到现场。回到每一位有血有肉的官员本身，雨中有人撑伞或者为人撑伞并不是件令人羞耻的事情，真正令人羞耻的是人们对权力的不信任淹没了为人撑伞这原本人性美好的东西。与此同时，人们更担心的是小官围着大官除了雨中撑伞通常无事可做。谁又能否认，这种以迷失自我、失去生活能力的“做官”与“向上爬”不是一种“职场迷失”或者自我损害？一旦失去自我，即使有人侥幸成功，也可能面对一种新的困境：爬到梯子的顶端，却发现梯子架错了墙。

(作者系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