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非常规会议，号召全党“共克时艰”。不少人又心生希望，觉得党总算有了危机意识，再次“居安思危”了。但随之发生的“瓮安事件”，却让人看到了中共“共克时艰”的一场实战，即为了维持稳定，对任何民变都放弃软性的“安抚”，不问三七二十一，一律视之为“匪”，痛加硬剿。

查明瓮安死亡女生之死因，并非什么复杂的技术问题。在正常情况下（比如是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只要从死者身上取样再比对DNA，事件真相即可明白。但这简单的问题放置在中国这缸污水里，立刻就被搅成深不见底的一潭黑水。

三个疑凶及一个涉案女生的家庭背景，看起来似乎也不算太硬：第一，他们的靠山之级别，在中共等级制的阶梯上最多也就刚登上最低阶的科级而已。但中国崇尚官本位，在一个边远县城里，县令之威势等同君主，中国历来就有“破家县令”之谓，今天依旧如此。第二，疑凶与涉案女生似乎也并非“县太爷”直系子弟，只是子侄而已。为什么官员要如此护卫这些不肖旁支子弟的恶行呢？

要解释第二点，必须从中国的官场文化谈起。中国官场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流行一段话：反贪抓的不是贪得最多的，也不是最倒楣的，而是不长眼的小气鬼。只要上送三级，保准没事；看一个官员有没有本事，不是看他贪污的数量，而是不管贪多少都不会出事。

这段话其实涉及到官场的保护伞问题。所谓“上送三级”，指官员为了自己的安全，除了买官费用之外，还得上交（包括越级上交）“维持费用”，将上级都编进自己的关系网中，否则出了事没人保。只要手中有权，贪污人人都会；但是否有本事编织关键时刻用得着的“关系网”，罩住自己，那才算是真本事。中国许多闹得惊天动地的冤案，其实最初那个死结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村官或者镇官打下的，但由于一层套一层的政治保护关系，一些案情简单、是非曲直也很明白的案件最后被打上不少死结，牵扯纠缠，无法解套。这几年闹得沸沸扬扬至今未见雪冤的黄静案、高莺莺案莫不如此。

从官员本身来说，除了部分不可救药的糊涂蛋之外，即使自身品行不端的人，也大都愿意子弟成材，这是他们用各种灰色收入将子弟送往海外留学的动机。他们当然更不愿意子弟的恶行影响自己的乌纱帽，将自己弄钱的“本钱”给折腾光。但中国黑暗的官场文化却使他们卫护子弟恶行成了必须。

比如，贵州瓮安那些未公开出场的官员护卫旁支子弟，与其说是为了亲情，还不如说是为了面子与“罩得住人”的官场声望。试想想，这些官员在地方上混，完全靠的是一张关系网，上面要有人保护自己，官员本人还要保住下面各种各样托庇于自己的人。一旦连自己的子侄辈都罩不住，不仅是面子往哪里搁的问题，还有个人心离散的问题：上级觉得你这人能力不行，连自己家里人都管不好，出了点事就罩不住，说不定哪天会连累我，不能再与你沾边；而各种托庇者也会想：你连自己的亲侄儿外甥女都保不住，看来后台也不太硬，我再往你身上投资，只怕是钱会打了水漂。而且，就算是这次大义灭了亲，今后在升迁时，有人会利用这点说你管教子侄不严，曾经如何如何。一通利害帐盘算下来，什么死者的冤情，事件的是非曲直统统被放置一边，只考虑如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至于帮忙化解的人有的是，关系网上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下级都会出马，保上司即保自己。

高高在上的周永康、孟建柱们支持瓮安地方当局的镇压，倒并非他们与隔了多少层的瓮安某官有直接的利益瓜葛，更主要是出于“稳定”与“共克时艰”这一大局的需要。这种事情要是查下去，不知会扯出多少见不得人的事情。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最后是利用了浙江京官与湘军派系的矛盾才得以雪冤，但却引发一场官场地震，摘了包括两位督抚在内一百余位官员的花翎顶戴──中共如今正要凝聚党内人心“共克时艰”，怎能拿官员利益不当事？几条草民的命，怎比得上“稳定”大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