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现代中国的大事都绕不开邓小平。邓小平1904-1997的一生刚好穿越了二十世纪。
留法勤工，留俄俭学
邓小平的早期经历是引人注目的留法勤工俭学。邓小平的正式学历，应该是先入私塾，再入高小；毕业后，读过一两年中学。私塾和那时的新学都比较注意传统语文，所以邓小平的书法题字还说得过去，中文表达和论辩逻辑也是过关的。他十五岁就离开家乡赴重庆就读留法先修班（补习学校），接受了一年多的法语培训。然后赴法求学。这类零起点的外文培训，水平不会很高。到达法国以后，勤工俭学团开始在法国环境中的学习，仅仅两个多月，就传来了断粮的消息。学生必须自己打工，领取比当地工人还要低得多的工资，勉强糊口。这样的生存条件是无法学习的。邓小平的自述告诉我们，他在法国一共五年零两个月。四年左右在工厂做工，一年多从事党团的机关工作。现在中国人对留学海外的人事浮沉看得较多，有人嘲笑“留法勤工俭学”的邓小平是“留学垃圾”。这种嘲笑未免刻薄。平心而论，从简历来看，邓小平在打工期间还曾经勉力尝试过上夜校，上语言班，并再去一所中学听课，终因法语基础太差，无法跟上教学进度而再辍学。当时的法国初中课程包括法语、数学和史地。如果法语不过关，根本无法学习。既然连法国初中的课程都无法胜任，学习法国的革命理论又如何谈得上？没有足够的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科学词汇，如何了解法国和世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1920年代的法国共产党刚刚从共产国际的法国支部改称为共产党。此时正经历列宁主义打击社会民主主义的过程。勤工俭学的部分中国人也加入到这场争斗之中，据他们的回忆，有时会议简直就是一场摔板凳的打斗。邓小平当时主编了一份《赤光》的油印刊物，就是一种中文的地下小报。因此他被戏称为油印博士。但跟法文、跟学术没有关系。生活上他倒是学会了欧洲人爱喝咖啡、吃羊角面包的习惯，甚至不惜用苦力赚取的血汗钱去看过一场足球赛。他没有翻译过法文著作，无法深涉法国的革命经验。邓小平在旅法期间加入了中共旅欧支部，又积极参与了一些反政府活动，所以被法国警方驱逐出境。离开法国以后，邓小平前往苏联，1926年一月到达莫斯科。来到这里，邓小平才真正学到了一些马列主义。他进入的是莫斯科的中山大学。这所大学是苏共专门为培养中国革命干部的高级党校。既有中共的许多干部，王明、博古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和刘少奇、任弼时、王若飞、徐特立、聂绀弩等，还有国民党骨干谷正纲、王昆仑等人和高官子女蒋经国、冯弗能。这里既有针对青年学员的俄语授课课程，也有通过翻译给“老头子班”（30岁以上）学员听讲的课程。不仅如此，图书馆里还有相当丰富的中文藏书，更有不少已经翻译成中文的苏俄文献。面对法文望洋兴叹的邓小平来到这里，重返中文环境，如沐春风，如饮甘霖，他久渴而豪饮，大量阅读各种资料，跟同学一起讨论理论问题。对革命的基础理论做了一次大运动量的恶补，为他后来在六十年代成为毛泽东的所谓反修斗争的“空对空”论辩“金棍子”打下了基础。到了晚年，邓自己承认当时的中苏大论战实际上都说了一堆空话，但是这些空话还是具备马列理论包装的。说到底，留法的五年，他学了一点法语的应酬用语，观察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状况，体尝了法国的工人生活（包括一些钳工技术下放江西时用上了），参加了少量的法国工人抗争活动。只有旅俄的十个月（1926.1-11）才真正学习了马列知识。留法勤工，旅俄俭学。虽然不是通过外语来学习，毕竟当时在军阀割据的中国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环境能系统地学习马列和苏俄常识。好歹出国六年，有将近十个月的时间总算读了一些书，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六十年代的空话论战积攒了一套理论包装。
暴君手下的奸相
邓小平的生平有很多重大坐标。他主持西南的云贵川（藏），土改和镇反都奇左非常，连国民党保长（相当于当今的村民组长）这样的人都格杀勿论。调入中央后，在高岗事件中，邓（和陈云）是最大的告密者。然后出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1957年反右是邓最突出的一场表演。毛泽东筹划了阳谋的总战略，邓小平则是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彭真为副组长），是反右最坚决的打手。毛的阳谋让人上当的主要文件原名《走向反面》正是由邓建议改名为《事情正在起变化》，并建议不公开发表，作内部文件发行，结果使更多的老实人中计入彀。而且高层知名右派的名单都是经过邓、毛审定的。反右斗争一共整肃了多少人？官方文件承认是55万多人。实际上还有120万内定的中右分子（中右分子是一种虽不戴右派帽子，但仍受到批判和内部监控的人。最典型的是北大化学系教授傅鹰，还有一位是流亡德国的汉堡大学讲师关愚谦）。另一些工人和农村小学教师被整肃，只因他们不算知识分子，于是被定性为坏分子。一共超出三百万人。1956年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全国当时只有五百万知识分子（全国人口六亿五千万）。每130人中才一名，其余100多人还是文盲半文盲。这是中国一穷二白的情况，就这么一点知识分子。具有国际一流科技学术水平的学者更加凤毛麟角。这些人材是百里、千里乃至万里挑一的民族精华，是中华民族的膏血哺养培植的英才，经过训育、培养、选拔、考试，又历经颠沛流离，竟得硕果仅存。而毛泽东、邓小平却完全不懂得珍惜。国民党政府在风雨飘摇仓皇辞庙之日，还在广播中向中央研究院吴有训等人发出通知，并派飞机到北平接纳中研院和北大、清华（以及津沪宁各地的）科学家和学者飞往台湾。胡适、傅斯年等人走了，大部分学者和科学家留了下来，继续自己的学问。在他们当中，费孝通、潘光旦、钱伟长、黄药眠、吴景超、叶企荪、曾昭抡、（傅鹰）……右派分子的名单长得令人不忍卒读。中国大陆长期没有科学人才荣获诺贝尔奖项，难道不是跟毛泽东邓小平的反右息息相关吗？邓小平对于科研、发明到底有多少概念？他出身于四川广安县牌楼村，离开蜀地大城市重庆144公里。连初中也没读完。那是五四运动以前的新学体制，初等数学大概就是一元一次方程，或许还学过一点平面几何。嗣后就是法语补习班，在法国曾尝试进过中学，终因法语不足知难而退。在苏俄急匆匆学了不到一年的共产马列，然后陪同冯玉祥返回中国。充当党务干部，戎马行伍。百色起义、井冈山斗争、长征、从延安到山西，然后就是二野政委，一路打回西南。哪里有时间和机会结识科学家，了解科学知识？1939年结婚的新娘卓琳是他亲近的人中学历最高的（北大物理系一年生，刚学过微积分和普通物理，还没有涉入理论物理；六十年代长子邓朴方才从北大物理系毕业）。文史哲的知识，可以自学选修。解析几何和微积分不做大量的习题，不可能熟练掌握。高中物理的运动力学（牛顿三大定理）没有专业的物理老师讲述，概念都很难建立。更遑论相对论、量子力学和航天动力等更深入的学科了。一个不懂科学的人也能大致明白科学发明可以增加社会财富，但是一个不懂得加速度和运动力学的人，很难理解宏观世界的天体之间和微观世界的粒子之间，物质与运动之间的和谐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用数学的解析形式精确地表达出来。如果没有这样基本的概念，也就很难真正理解科学的深邃，很难理解科学世界观的形成和科学家的成长之不易。回看反右历史谁能没有感慨？上百万训练有素的知识分子，其中相当多一部分是怀抱理想、肩负使命要为中国科学和学术文化贡献力量的高端人才。他们的命运却被这样几个根本缺乏科学知识、更缺乏器识和胸怀的党政高官随意驱遣，科技和学术的青春横遭涂炭。55万人被劳改劳教下放，太半死于监狱劳改场所和管制地方，1979年给右派分子恢复名誉的中央文件下达基层的时候，只剩下十余万人尚还健在。而且还有九十九名右派分子被指明是不得改正者，因为邓小平批示说：反右是必要的，只是运动扩大化了。（扩大了5500倍！）邓小平辅佐毛泽东干下这许多脏活，完整地塑造了暴君手下凶残奸相的自我形象。奸臣，往往是违拗圣意，祸国殃民；奸相则是助纣为虐，戕害人民。
“地气”和底气
邓小平的生平中最重要的一节应该是他在文革中1969年被剥夺所有职务，下放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的时期。从1950年入住中共中央西南局官邸，逐渐开始养尊处优，脱离人民。下放到基层，（继母自做的）清茶淡酒，豆酱下饭。长子邓朴方遭北大红卫兵迫害，跳楼不死，落下终身残疾。邓小平经常打水为儿子翻身擦澡。他还曾向厂里的陶师傅介绍说，他的儿子是北大物理系毕业生（读完物理系本科），双手能动，能修修收音机。如果收音机坏了，不妨拿来，给他也做点事情。不料陶师傅告诉邓小平：不瞒你说，我家只有四十五元收入，小孩有四个，最大的才读小学，还有老人，生活蛮难的。哪里还有钱买收音机呀！（《我的父亲邓小平》第167页）此番对话引起了邓小平的感慨；同时也告诉我们，这些中共中央的领导干部实际上对于基层人民的生活是非常隔膜、非常无知的。这位陶师傅在县拖拉机厂有工作有收入，已经是当时相当不错的情况了，比当地农村没有工资的农民还不知强了多少倍呢。坐在办公桌前阅读情况通报和报表的感觉，跟直接听到陶师傅的“不瞒你说”，是很不一样的。而且从毛毛（邓榕）的书中也可以看到，邓小平的子女在文革中也下基层来到了工人、农民之间，了解了一点人民生活。这些真实情况当然也会描述给邓小平听的。（这位邓榕就是北师大女附中文革中打死女校长卞仲耘之后将尸体送进医院的五名红卫兵之一，另一人为教师）。对于邓小平来说，下放江西的三年岁月是他重新接上地气的机会。在江西他不再是高干大官，而是两袖清风的一介平民。直接看到了共产党统治下的人民所过的日子，正是他接了江西三年的那一点地气，才有了三起三落时支持改革开放，抛弃毛氏政策，接纳市场经济的底气。他知道了当时人民需要的是什么。说穿了其实很简单，人民要吃穿，经济要发展，科技要进步，社会要常态。可是毛泽东四人帮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要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穷折腾。恰恰也是在邓小平无职无权，上班做钳工，下班给儿子擦澡的时候，他听懂了一点儿子（妻子）讲述的现代物理科学知识，明白了科学也是生产力的基本道理。
不仅是一个杀人犯
1973年邓小平重返政坛，三起三落。他背弃了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正统路线，比他当年谴责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更加资本主义化地推行了市场经济。他拒绝所有搞争论的不同意见，坚持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开始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89年，北京学生运动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进一步的民主政改要求，邓小平露出了独裁者的狰狞面目，下令镇压六四天安门学生运动，北京街头血流成河，尸骸枕藉。两件大事，恢复经济，好评如潮奔涌；六四屠杀，恶评不绝如缕。历史应当如何裁断这个历史人物？《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给邓下过一个断语，以反驳国内流行的三七开之类的模糊说法。一个医生治好了多名病人，挽救了多人生命；但是他又蓄谋杀人致命；那么在人类的任何法庭上，不论他是否曾经治病救人，都不能赦免他作为杀人凶犯的反人类罪行。人类不存在道德银行，可以用行善的储蓄去抵消他杀人行凶的血债。这个历史的判决已经相当的严峻，不容轻忽。目前国内的舆论还时不时地歌颂邓小平。但是绝口不提六四。六四是中国宣传的头号禁忌。但历史是无情的。历史的判决还将更加严峻。严峻在哪里呢？邓小平不仅仅是一个杀人犯，他不仅欠下了天安门事件的全部的血债，而且还承担着对整个中华民族社会进步的倒退责任。这个责任是什么？我们可以拿德国的希特勒做实例。从1933年希特勒粉墨登场当上了德国总理，推行专制，利用一次大战后德国战败国受压的民族情绪，煽动反犹仇恨，鼓吹雅利安民族优秀论。与此同时，他又推行经济改革计划，为六百万失业者提供工作，三年消灭了失业。他发行十亿马克国库券，让各地修建道路、高速公路、桥梁、运河及其他建筑、住宅，经济从萧条转入小康，没有发生通胀，而工资也持续稳定，职工享有带薪度假，1936年的柏林奥运成了希特勒显摆国家社会主义特色的巨型看台。但是，繁荣的景象没有持续太久，希特勒羽翼丰满以后，就灭杀犹太人，并发动国际战争，集中营的反人类罪行和侵略战争罪行不仅给世界带来灾祸，也把德国人民拖入了毁灭的深渊。德国在一次大战之后已经形成了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废止了帝制。希特勒变换手法重新恢复了独裁的专制。战争结束以后，德国人民回过神来，到底是歌颂希特勒呢，还是谴责希特勒？毫无疑问，谴责！邓小平没有发动国际战争，但是他向人民开枪，同样是反人类罪，不可赦免。他毁灭了1989年的民主机会，罪不可赦。
贻误民族重大发展机遇的千古罪人
经济好转重要呢，还是政治民主化重要呢？当然是民主化重要。任何社会周济穷人都不采单纯的救济之道，而是既救燃眉之急，更教以谋生之道，使之自食其力，才是长治久安之计。对于一个国家民族来说，不是一样吗？允许经济的发展，当然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是没有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就无法保证社会生活的有序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近七十年了。一直没有解决国家权力世代合法交替的问题。毛泽东立废刘少奇、林彪、王洪文、张春桥、华国锋（毛远新、江青），然后邓小平废华国锋，立胡耀邦、赵紫阳，复又废之，立江泽民，隔代立胡锦涛。以满两任为限，现在习近平又废止两任为限的规定了。不是说充满“道路、理论、制度和价值的自信”吗？为什么又不相信自己的“自信”却相信职权的“连任”呢？说来说去祸首还是邓小平。正是邓小平1989年阻断了中国社会政治的有序发展。天安门学生运动，说到底就是人民要求有说话的机会。六四前夕，向人大跪递请愿书，呼吁召开人大特别会议，期待万里（人大委员长）访美归来主持人大……表达了人民不想通过暴力，而是经过讨论和协商，建立民主机制，决定国家大事，包括国家领导人人选。远比1957年的整风运动更清醒，更理性。这是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没有流血，没有骚动，人民理性，万众齐心。对于现代政治民主毫无概念的邓小平，政治心态依旧停留在五十年代的反右时期，悍然下令“不惜动用一切手段”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六月三日的枪声断送了中华民族一次绝好的政治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此后不知道还要等待多少年代，才能再逢这样的机遇。邓小平不是单纯的杀人犯，而是贻误民族发展重大机遇的千古罪人。整整一代人包括邓小平都从毛泽东的罪恶中看到了终身制的危险。他也同意限制国家主席的两届连任制。但是权力是腐蚀人头脑的。一旦他亲尝了权力的滋味，就开始厌倦听取劝退的声音。根据方励之的揭发，邓小平已经觉察到实行民主就会阻断邓家子女已经先富起来的财路。他在国际声讨声中恋栈几年不得不退休，却依旧不肯放权，实际上是垂帘听政直至撒手人寰。毛泽东是终身嗜权。邓小平是口头反对终身制，实际践行终身制。邓小平给中国社会留下了遗臭万年的恶例。凡是毛泽东独裁的那套衣钵，邓小平几乎照单全收。四项基本原则跟反右斗争的六条标准何其相似乃尔。只是去掉了中苏友好之类的过时说法罢了。华盛顿交还了指挥刀，又率领法学家和政治家们一起制定了十三州的宪法，从此开创了世界上最为接近理想主义的社会制度。美国社会绝不是没有问题，但是民主议会制度和限制总统任期的举措使美国人民绕过了很多难关，踏上了经济持续发展，人民身心正常的康庄道路。从国际政治的大视野来看，邓小平是世界历史上真正的侏儒。
再说邓小平的经济发展之功。邓小平的确推助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功不可没。但是也不必过分夸大其辞。邓从三年下放的经历中看到了人民的贫穷困苦，了解了人民的热望。经过访法访美访日和观察香港台湾，他看到了社会主义病入膏肓的末路，看到了资本主义不断更新的生机。在八十年代的改革大潮之中，邓小平并没有遇到太多的艰难险阻，连王震这样的文盲高干，访英之后也从心底里明白，“英国除了没有我党的领导以外，就是共产主义了”。其他所有出访归来的干部，几乎没有人还去真心坚持人民公社的穷过渡。邓小平只是顺风顺水做了一回顺心舵手罢了。他专制的“不争论”替他回避了反弹的声音，更加顺心顺手。人民在毛泽东时代受尽了苦难，终于有了平安温饱的日子，忍不住有一些赞叹，分明是“宁为太平犬，不做乱离人”的历史回响而已。这类声音在今天仍然专制的社会里会略有持续，却不会长久。在邓小平主持下，允许养猪养鸡，允许进城打工，允许下海，允许出国，允许涉外婚姻，高考不看出身……。一时间人们觉得这些都是邓大人的恩赐。但是随着法治的不断落实，奴化思想逐渐淡薄，人们终会逐渐醒悟，这些都是公民本来就享有的合法权利！公民权利在民国时代早已存在，倒是从毛邓的共产党建国才开始受限。鲁迅当年多少享受过一点的出版结社言论游行信仰自由，1949年以后至今仍然没有恢复过来。心智明白的公民都会想到，到底是应该谴责还是颂扬邓小平和他的体制？为什么中国公民的权利还不如香港居民？难道社会主义特色就意味着缩减公民的权利？
历史上，袁世凯也曾是清末官僚阶层中锐意革新的新派人物。他倾向废科举，兴新学，建立了中国的现代警察制度（军警分立），在小站训练北洋新军，斡旋促成了满清帝室与辛亥革命武装之间的妥协，……但是他利令智昏，恢复帝制，开历史倒车，从此变成了历史的罪人。袁世凯的历史地位堪为邓小平历史评价的重要参照。
历史评价将越来越低
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说过：“回顾自1949年毛泽东逝世以来的舆论变迁，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极显着的客观趋势，即中国人对毛泽东的评价（包括中共官方在内）是愈来愈低；而且这一趋势还在继续发展之中。这里便透露出一个极值得注意的消息：毛泽东和其他20世纪的大独裁者如希特勒、斯大林一样，其生前那种使人不可逼视的伟大，完全是由现实的权势所烘托出来的”。邓小平一身而二任，先后扮演了红朝数十年前为奸相和后为暴君的角色。对于邓小平的评价，在历史的客观趋势面前必将屡证不爽，无可逃于天地之间。
2018年3月
（作者为民主中国阵线发言人，全德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