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笔》第十四期:遇罗克遗出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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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字狱囚徒编年录》第一卷第二十四案(1970)

 

Yu Luoke遇罗克(1942年5月1日-1970年3月5日),工人、自由撰稿人、民间思想家;因“文革”初发表论文《出身论》等被监禁二年多后,1970年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处决。

 

家庭出身问题

遇罗克于民国三十一年出生在北京。父母都曾到日本留学,父亲遇崇基为工程师,母亲王秋琳为私营工厂厂长,1954年公私合营后仍任厂长,并当选为北京市工商联合会委员、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但“家庭成分”根据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划分为“资本家出身”。 1957年,父母在“反右派运动”中均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免去一切职务,送往外地劳动教养,更加重了遇罗克的“家庭出身问题”,申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直不获批准。

1960年,遇罗克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学高中毕业后参加高考,因“家庭出身问题”落选,年底响应政府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报名到北京郊区农村当农民。 1961年春节前,遇罗克经批准被分配到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旧宫大队菜园小队插队落户,在工余仍坚持读书和写作。

1962年,遇罗克在《北京晚报》发表短篇小说《蘑菇碉堡和菜花老人》;同年报考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又因“出身问题”落选。 1963年,他在《大众电影》发表影评《是古代歌仙还是现代歌手──评电影《刘三姐》》。 1964年初,遇罗克因严重精神衰弱离职回城,两个月病愈后被分配到科技情报所做编写资料的合同工,后在蒋宅口小学和小牌坊胡同小学当代课老师,同年写了梅花大鼓词《焦裕禄演戏》,由北京曲艺团演出。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遇罗克写了批评该文的三篇各万余字的文章《论“清”官非“官”》、《人们需不需要海瑞──与姚文元同志商榷》、《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分别投给《北京日报》、《文汇报》和《红旗》杂志;只有《文汇报》于次年2月13日以《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为题,发表了删节压缩后的《人民需不需要海瑞》一文。不久,遇罗克又因“出身问题”被学校辞退,同年6月进入人民机器厂当学徒工。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党内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以《五一六通知》著称),随后成立直接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在全国掀起了“文革”运动。北京中学生中以中共官员子女为主体成立的“红卫兵”组织也​​应运而生,并发展到全国的大中学校,在政治上和组织成分上将中共的“阶级斗争”理念推到极致,提出按家庭出身划分“红五类”(工人、贫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和“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后扩大为“黑七类”(增加资本家和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阶级阵线”。

以“红五类”子弟“自来红”为“红卫兵”的当然主体和核心,以“黑五类”子弟“自来黑”而加以完全排斥,当年7月发展到中共高级官员子女鼓吹一幅横批“基本如此”的极端“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有“出身问题”者公开予以歧视、侮辱和打击。

中共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等领导人先后批评这副对联“不全面”,不利于“团结大多数”重点打击走资派的“斗争大方向”。

 

《出身论》流传全国

同年8月14日,遇罗克写了《出身论》初稿,不久又因“出身问题”及批评姚文元被人民机器厂关押,年底被准许回家后,继续修改《出身论》。

1967年1月18日,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等几个高中学生创办《中学文革报》,首期用三个版面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名义发表了《出身论》 。该文首先提出“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由于形“左”实右反动路线的影响,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

 

针对那副“血统论”对联指出:

辩论这幅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 ……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并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类“阶级偏见”的广泛社会影响及其思想本质:

‘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人,都能比我们举的更多、更典型。那么,谁是受害者呢?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还有什么区别呢?

 

同时明确表示:

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周边。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许多“文革”小报相继转载和讨论该文,很快就流传全国。此后,《中学文革报》每期都发表遇罗克的文章,包括《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为哪一条路线唱赞歌》等,此外还在《中学论坛》创刊号发表《谈鸿沟》,与一些批评其《出身论》的观点进行了辩论,反覆强调其核心观点:“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

1967年4月,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

1968年1月5日,当时正在撰写《工资论》的遇罗克被抄家和逮捕。此后在两年中经过八十多次“预审”,被指控:

一九六三年以来,遇犯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地诬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与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一打三反”遭枪决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 2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通知》。这三个文件相继发出后,全国随即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

同年3月5日,在北京市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公判大会上,遇罗克被宣布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决书“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随后遭枪决,尚未满二十八岁。

1978年,全国开始“平反冤假错案”,经遇罗克父母多方申诉,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再审,后于1979年11月21日判决:“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宣告遇罗克无罪”。

遇罗克的作品经徐晓、丁东和徐友渔搜集和编辑成《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1999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参考资料:

  1. 遇罗克,《出身论》,《中学文革报》第1期(1967年1月18日)。
  2. 苏双碧,《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新时期》1980年6月。
  3. 遇罗锦,《乾坤特重我头轻──回忆我的哥哥遇罗克》,《花城》1981年第4期。
  4. 张朗朗,《我与遇罗克在狱中》,《中国之春》1990年7月号。
  5. 宋永毅,《出身论:黑暗中的人权宣言》,《中国之春》1997年第6期。
  6. 遇罗文,《我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7. 祝晓风、张洁宇,《遇罗克冤案是如何披露出来的》,《炎黄春秋》2004年第5期。
  8. 王锐,《谁签署了遇罗克的处决令》,《北京之春》2010年3月号。

来源:张裕:《从王实味到刘晓波:中国当代文字狱囚徒编年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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