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字狱囚徒编年录》第一卷第三案（1949）
萧军（1907年7月3日－1988年6月22日），原名刘鸿霖，曾用名刘吟飞、刘羽捷、刘蔚天、刘燕白、刘毓竹，笔名还有酡颜三郎、燕白、三郎、田军等，著名作家、编辑；1949年因之前所办《文化报》上写的文章遭批后，被中共中央东北局定为“反苏、反共、反人民”，贬到煤矿“体验生活”并禁止出版作品，打入“另册”三十一年。
拼命三郎卖文谋生
萧军于清光绪三十三年农历五月二十三日出生在锦州府义州沈家台下碾盘沟村（现辽宁省凌海市大碾乡）。父亲是木工，母亲在他出生七个月后因不堪丈夫毒打而服毒自尽，由祖母和姑母抚养。
1917年冬，十岁的萧军被带到在吉林长春改做玻璃匠的父亲身边上高小。
1924年，萧军在中学时与一粗暴的体育教员发生冲突而遭开除，次年春改名“刘吟飞”到吉林陆军三十四团骑兵营当兵。 1927年秋，改名“刘羽捷”考入辽宁沈阳的东北陆军讲武堂宪兵教练处第七期候补生队，次年春毕业分到哈尔滨当宪兵，大半年后又改名“刘蔚天”回讲武堂炮兵科做正式生。
1929年5月10日，萧军以“酡颜三郎”为笔名在沈阳《盛京时报》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懦……》。
1930年，萧军毕业前因差点用锹铲打死殴打学生的步兵队长，被校方开除了学籍，随即先后在东北军二十四旅任准尉见习官及东北宪兵教练处任少尉军事及武术助教。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萧军与朋友密谋组织抗日义勇军失败，年底逃到哈尔滨，开始以“三郎”为笔名卖文谋生，次年应邀为《国际协报》编写儿童副刊，相继结识了罗烽、舒群等中共党员。
1932年夏，萧军参与救助处于困境的张乃莹（萧红），后与之相爱同居。次年10月，两人以“三郎”和“悄吟”为笔名共同出版小说散文合集《跋涉》。
鲁迅弟子创作丰盛
1934年6月，萧军夫妇应先期去山东青岛的舒群之邀前往青岛，为《青岛晨报》编辑副刊；11月，又带各自刚完成的长篇小说稿到上海，向鲁迅求助出版事项，从此执弟子礼。 1935年7月，萧军以“田军”为笔名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作为鲁迅编辑和作序的《奴隶丛书》之二，与叶紫的短篇小说集《丰收》和萧红的长篇小说《生死场》先后出版，因轰动文坛一举成名。
1936年2月，二萧协助胡风、聂绀弩等在鲁迅支持下创办文学杂志《海燕》，分工负责组稿。同年10月，鲁迅病逝，胡风、萧军等鲁迅弟子组成“治丧办事处”负责丧葬事宜，萧军为十六位抬棺人之一，并担任万人送殡游行总指挥，代表“治丧办事处”和《作家》、《译文》、《中流》、《文季》等鲁系四大刊物致安葬词，亦参与编辑《鲁迅先生纪念集》及出版鲁迅译著等善后工作。
萧军此时创作丰盛，两年出书七本──短篇小说选《羊》和《江上》、诗歌散文集《绿叶底故事》（1936）、小说散文集《十月十五日》、中篇小说《涓涓》、长篇小说《第三代》第一、二部（1937）。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二萧协助胡风于9月创办《七月》杂志，不久又一起离开上海，10月抵达武汉，继续办刊。同年12月，萧军在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的演讲会上退场咒骂，后被当局借口逮捕，经中共驻武汉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交涉才获释。次年1月，二萧与《七月》同人艾青、聂绀弩、端木蕻良等应邀去山西临汾，在阎锡山所办“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后遇丁玲所带领的中共“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 2月，因日军进犯，怀孕的萧红等随丁玲前往西安；萧军则随学校向西北撤退，路经延安暂住，3月首见上门拜访的毛泽东。 4月，萧军随暂返延安的丁玲一起去西安，但萧红和端木已同居，于是二萧正式分手。
1938年4月底，萧军应邀前往兰州，5月起为《甘肃民国日报》主编副刊《西北文艺》，6月与王德芬结婚后一起离开。 7月，萧军到达四川成都，应邀为《新民报》主编《新民谈座》副刊。 1939年1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成立，萧军任理事，并兼会刊《笔阵》常务编委直到1940年3月赴重庆。在此期间，撰写和整理出版了游记散文集《侧面》（1938）及续集《从临汾到延安》（1941）、四幕话剧《幸福之家》（1940）。
延安整风独战群伦
1940年6月，萧军携妻女第二次到延安，在由丁玲主持日常工作的“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文协”）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抗”）做驻会作家，后当选为“文抗”理事；10月与丁玲、舒群等创立“文学月会”，次年元旦，其会刊《文艺月报》创刊，他任轮值主编，半月后又成立“鲁迅研究会”，任主任干事兼《鲁迅研究丛刊》主编。
1941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整风运动”拉开序幕，一些作家也利用杂文形式公开批评延安的“黑暗”面。 6月中旬，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周扬在《解放日报》连载三日发表长文《文学与生活漫谈》，批评这类作家，“文抗”五位理事萧军、白朗、舒群、罗烽、艾青对其居高临下的指责非常不满，在多次讨论后由萧军执笔撰写五人连署文章《〈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投给《解放日报》遭退稿。萧军为此非常失望，再加上到延安一年多所遇其他困扰，于7月给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连写两信约谈并告别，不久得毛召见面谈及回访、宴请，颇感知遇而不再言别。他从此经常与毛泽东联系，推动召开文艺座谈会，以求澄清政治与文艺的关系，确认文艺和作家的超党派地位，不料此后发展适得其反。
1941年8月，萧军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在自己主编的《文艺月报》刊发了五人连署文章，由此引发了延安“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两种文艺思潮的进一步论争。 11月，他参与创办“文抗”会刊《谷雨》，与丁玲、舒群、艾青轮流编辑。次年2月，毛泽东先后做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正式发动“整风运动”。 3月，延安作家尤其“暴露派”创作出现高潮，仅在丁玲、舒群先后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栏上，就相继发表丁玲《三八节有感》、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还是杂文时代》、王实味《野百合花》等针砭时弊的作品，轰动一时；4月，萧军发表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论同志之“爱”与“耐”》，深有感触地说：
近年来，和一些革命的同志接触得更多一些，我却感到这“同志之爱”的酒也越来越稀薄了！虽然我明白这原因，但这却阻止不了我心情上的悲怆。
194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毛泽东做引言讲话后，萧军应邀首先发言，强调作家的自由和独立，强调说：
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红莲、白藕、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是一家；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 ……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
又针对毛泽东秘书胡乔木的反驳展开争论，此后将发言整理为《对当前文艺诸问题底我见》，发表于5月14日《解放日报》，次日又在《谷雨》上发表《杂文还废不得说》。 5月23日，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第三次暨结束会上，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发言中不点名地批评了萧军第一次会议的观点，毛泽东在做结论报告时又肯定了朱德的讲话，明确否定了“暴露派”所提倡的人类之爱”、“杂文时代”等文艺思潮和观点，并将思想观点流派之争归结为政治立场、敌我路线之争。
在座谈会期间，丁玲、艾青等“暴露派”领军人物纷纷认错转向，会后对重点清算对象王实味口诛笔伐。萧军仍坚持己见，并对以群众大会批王的方式很不以为然，会上和会下都表示不满，因此被指控为“同情托派分子王实味”，遭到多方围攻。他将此记为《备忘录》，寄给毛泽东后未获回音。
1942年9月，萧军参与主编的《谷雨》和《文艺月报》相继停刊；《鲁迅研究丛刊》第二辑本早已编好，打好纸型后也未能开印。 10月，在延安文艺界召开的二千多人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上，萧军发言时再次重申其作家超党派观点，“一枝笔管两个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并掏出《备忘录》宣读了一遍，引起全场轰动，一人舌战丁玲、周扬、艾青等七位党内外名作家的轮番批评达六小时，最后以一句：“你们既然朋友遍天下，我这个‘毛’绝不去依附你那个‘牛’；你那个‘牛’也别来沾我这‘毛’，从今后咱们就他妈的拉—蛋—倒！”愤而离场，纪念大会也不欢而散。当时虽未遭深究，但从此被笼罩这阴影下达四十年之久。
1943年3月，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和组织部为配合“整风运动”，动员作家等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文抗”因驻会作家相继下乡而停止一切活动，将会址改为中央组织部招待所。萧军因妻子怀孕未走，继续留在家里写小说，12月初受到招待所负责人刁难后，一怒之下带着临产的妻子和两岁的儿子离去，到延安县川口区第六乡刘庄落户当农民，以图自食其力。次年1月，他在农村自己接生了二女儿萧耘，3月初接受毛泽东所派胡乔木劝说回城，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第三部参加“整风审干”学习。
1945年3月，萧军被分配到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鲁艺”）文学系任教师。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他于一周后完成大型京剧《武王伐纣》剧本创作，全本四集共一百二十场。 11月，他带全家随“鲁艺”迁往东北，年底到达张家口，后因战事而滞留，为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主编副刊《鲁迅学刊》。 1946年9月，应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彭真之邀，到哈尔滨出任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 1947年3月，他获准辞去院长职务，在东北局资助下成立“鲁迅文化出版社”任社长，兼“东北文艺协会”研究部部长，5月创刊《文化报》（周刊）任主编，在彭真于当月被调往中共中央后不久即遭冷遇，次月被派去参加土地改革而停刊，到次年元月回城复刊改版（五日刊）。
东北遭批又入另册
1948年5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创办《生活报》，不久开始发文批评《文化报》，尤其针对萧军撰写的文章、社评以至诗歌，扣了一系列政治帽子──“恶毒的挑拨中苏民族仇恨”，“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的”，“实际却在反对共产党、人民解放军、民主政府”，等等。萧军及其《文化报》的自辩和反驳被逐渐孤立，并因发行遭封杀而在当年10月被迫停刊，他本人于年底随东北局文化部迁往沈阳，次年4月被下放到抚顺煤矿“体验生活”，任矿务局总工会资料室主任，后兼其妻王德芬任团长的抚顺京剧团顾问，指导排演其剧本《武王伐纣》。
1949年，中共中央东北局对萧军的批判规模继续扩大和深化，5月相继发布《东北文艺协会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结论》和《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认定萧军“用言论来诽谤人民政府，诬蔑土地改革，反对人民解放战争，挑拨中苏友谊”，决定“停止对萧军文学活动的物质方面的帮助”和“不得出版萧军的任何作品”，并将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刘芝明、东北大学党组书记兼校长张如心等党官作家的批判文章结集为《萧军思想批判》出版散发，在全东北地区开展了三个月的“对于萧军反动思想和其他类似的反动思想的批判”运动，还株连了其他一些文艺工作者。萧军虽未像前次文字狱受害者王实味那样遭监禁杀头，但被排除在当年7月于北平成立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之外，更无缘像其他名作家那样应邀出席9月为建立“新中国”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从此被打入“另册”达三十年之久。
独立写作屡试不成
1950年2月，“朝鲜战争”爆发，王德芬带孩子调到北京，萧军请调团聚不果，遂于次年1月去京探亲后不归，在家专事长篇小说的写作。 1952年，他因生活困难写信给北京市长彭真，8月被安排在北京市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文物组任考古研究员。 1954年6月，他经向毛泽东投诉，半年多后获准出版两部长篇小说。 8月，他辞职以望靠稿费为生，9月被迫删去鲁迅序言的《八月的乡村》得以再版发行，11月出版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为1940年到延安后十四年来首部新作。
1955年5月，中共中央发动大规模批判和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萧军虽同为“鲁门大弟子”，又未如巴金等那样随大流落井下石，但由于是没有工作单位管的“死老虎”而幸免株连。不过，当年9月，他的《五月的矿山》也遭到报刊连篇累牍批判，随后成禁书，连印刷厂中的纸型也被销毁。
1957年6月，萧军的长篇小说《第三代》增加六部后改名为《过去的年代》，分上下册出版。 7月，中共中央将“帮党整风”变成“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斗争”运动，“中国作协”揪出一个“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清算他们在十五年前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作品。 《文艺报》于次年1月开辟《再批判》专栏，发表毛泽东修改的“编者按”，把萧军和王实味、丁玲、艾青、罗烽等作为“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一起点名批判，而萧军遭批的作品居然是当年经毛审阅修改的《论同志之“爱”与“耐”》！虽然萧军又因没有工作单位而躲过丁、艾、罗等被划入“右派分子”遭“劳动改造”之劫，但也由此完全失去了发表作品的权利。
1959年，萧军在学习中医针灸正骨四年后，决定弃笔从医，5月又给彭真去信，得以经考试提出开业行医执照的申请，但当局担心他改行的消息不利舆论，10月安排他到北京市文化局戏曲研究所做研究员，参与编辑《京剧汇编》，但他的创作──长篇历史小说《吴越春秋史话》及其京剧改编本都遭退稿。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萧军从7月起就被当局作为“老牌反党分子”、“三十年代黑线人物”批斗，此后又遭多次毒打、关押和劳动改造，直到1972年初才被释放回家，1974年7月，萧军被解除审查，“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身份”，但年过六十七岁的他成为街道办事处监管的离休无业人员。
文革之后野草重生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次月，中共中央逮捕其遗孀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简称“四人帮”）。 《人民日报》随后发表鲁迅杂文《三月的租界》，借鲁文“揭批”曾以笔名批评过萧军《八月的乡村》的张春桥，萧的处境也由此开始改善。
1978年，萧军开始接到文史刊物约稿，10月与姜椿芳、楼适夷等成立“野草诗社”，自费出版《野草诗集》。 1979年4月，他接到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通知恢复公职，安排到市作家协会任专业作家，10至11月首次出席了全国“文代会”，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中国文联”第四届全国委员和“中国作协”第三届理事，年底被聘为北京市“政协”委员。
1980年4月，中共中央、北京市委正式为萧军平反，恢复名誉。此后，他又相继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文联”常务理事和“作协”副主席等职务。 1984年底，他作为“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参加会议，当选为“中国作协”顾问。出版长篇小说《吴越春秋史话》上下册（1980）、《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笺注释录》、诗文选《萧军近作》、《萧军五十年文集》（1981）、自传《我的童年》（1982）、《萧军戏剧集》（1984）等。
1988年6月22日，萧军因癌症不治而逝，享年八十一岁。
2006年6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萧军回忆录《人与人间》。 2008年6月，华夏出版社出版萧耘、王建中主编的《萧军全集》三十卷，约九百万字。
参考资料：
- 萧军，《论同志之“爱”与“耐”》，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4月8日。
- 萧军，《杂文还废不得说》，延安《谷雨》1942年第5期。
- 刘芝明、张如心等，《萧军思想批判》，大连东北书店，1949年。
-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 钱理群，《批判萧军──1948年8月》，《文艺争鸣》1997年第1期。
- 贺金祥，《彭真与作家萧军》，《文艺报》1997年9月11日。
- 张毓茂，《延安整风中的萧军》，《百年潮》2000年第1期。
- 王德芬，《我和萧军风雨50年》，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
- 曹国辉，《古塞秋来鲁学浓》，《出版史料》2007年第3期。
- 朱鸿召，《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激烈争论》，《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8月10日。
- 张毓茂，《萧军与毛泽东》，《炎黄春秋》2007年第9期。
- 王科、徐塞、张英伟，《萧军评传》，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1月。
- 程鸿彬，《延安“文抗”创建始末以及相关问题》，《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4期。
- 史珍，《延安时期的丁玲与萧军》，《同舟共进》2008年第11期。
- 吴中杰，《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 方朔，《作家萧军的报人生涯》，《文史春秋》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