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笔》第十五期:孙冶方学术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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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字狱囚徒编年录》第一卷第十八案(1964)

 

Sun Yefang孙冶方(1908年10月24日-1983年2月22日)原名薛萼果,又名芬克、孙勉之、孙宝山、孙宜刚、宋亮、叶非木、孙一洲、方青等,经济学家、政治活动家;1964年因坚持“生产价格论”等价值规律的经济学学术观点,被作为修正主义的“张闻天、孙冶方反党联盟”头子打倒,从此遭整肃、监禁十三年。

 

早期留苏干部

孙冶方清光绪四年农历九月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礼社镇(现属无锡市玉祁镇),父亲是无锡荣氏家族一纱厂小职员。

1921年,孙冶方十三岁时考入无锡俟实学堂(今无锡市“连元街小学”),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考入无锡公益工商学校,年底转为中共党员并加入国民党。

1925年7月,孙冶方被派到上海任沪西工人联合会宣传员,11月与张闻天、王明等一起被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7年,他毕业后被分配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任政治经济学讲课翻译,后调回中山大学任翻译。

1930年9月,孙冶方回到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先后任上海人力车夫罢工委员会主席、人力车夫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主席、沪东区工人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席,次年1月因沪东区工会机关被当局破坏而失去与中共党组织联系。不久,他在上海英租界被捕,关押一周后被时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的陈翰笙保释,由此随之从事农村经济调查活动。

1933年,孙冶方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次年参与创办《中国农村》月刊任编辑。 1935年6月经香港赴日本调查研究,在东京为商务印书馆翻译苏联卢森贝(Розенберг Давид Иохелевич, 1879-1950)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史》,7月开始以“孙冶方”为笔名在《中国农村》上发表两篇文章《农村经济学的对象》和《论农村调查中农户分类法》,9月回上海继续任《中国农村》编辑。 1937年初,恢复中共党组织关系。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孙冶方于9月被任命为中共江苏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与洪克平结婚,年底在上海相继创办编辑《上海周报》、《译报》周刊等。 1940年8月,孙冶方接到调他到延安工作的通知,化名“苏亮”与妻子一起离开上海,绕道香港、桂林、贵阳等地,次年初到达重庆,6月改派前往新四军军部,经香港、上海于7月初进入苏北抗日根据地,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宣传部宣传教育科长,后兼华中局党校教员。 1943年4月,他调任中共津浦路西地委宣传部长。

 

从财经管理到经济研究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孙冶方历任中共华中分局财经委员会委员、苏皖边区政府货物管理局副局长、淮南行政公署财经办事处副处长兼路西专署财经处处长、中共中央华东局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上海。孙冶方随军进入上海,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重工业处处长。次年初,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他被任命为工业部副部长;8月国立上海商学院改名“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他于年底被任命为院长。 1954年11月,国务院成立国家统计局,孙冶方奉调北京任副局长。此后,他到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及湖北、湖南、江苏、广东、上海等地进行考察,撰写了《把计画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从“总产值”谈起》等论文。

1957年底,孙冶方调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1958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发动“大跃进”运动,提出“超英赶美”的规划──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美国──工业“以钢为纲”要年产量翻一番,掀起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农业“以粮为纲”年产量翻一番以上,掀起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以至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吃大锅饭”的“共产风”和虚报产量的“浮夸风”由此而起,各地农村虚报粮食产量,亩产量从数倍直至数百倍,国家对于粮食的征购按虚报产量制定标准,以致农村很快发生粮荒。

 

鉴于“大饥荒”强调价值规律

1959年7至8月,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相继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对“大跃进”政策及其真实后果提出批评意见的领导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会后在党内掀起“反右倾运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各级干部和党员达三百多万人,导致党内无人再敢说真话,而农村由于按虚报产量征购而发生的缺粮局面演变成长达三年的“大饥荒”,累计饿死约三千万人。

鉴于这种严重后果,中共中央于1962年开始调整政策,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甄别平反。 1960年底,曾在1935至1943年担任过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被降职下放到经济所,孙冶方对他热情接待和欢迎,邀请他参加政治经济学研究组,并参与孙主持集体编写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审稿工作。在一些相关理论问题上,两人观点完全一致,尤其重视那几年“大跃进”无视经济基础条件的“共产风”和违背价值规律不计成本代价效益的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发展的教训。

孙冶方自1959年起撰写了《要用历史观点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论价值》、《关于等价交换原则和价格政策》、《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和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 《社会主义计画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等论文、研究报告和内部讲稿,特别强调价值规律,认为利润是衡量企业技术水准高低、经营管理好坏的综合标志。 1964年2月,张闻天也写出《试论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新内容》。其他一些经济学者也针对计画经济的弊端提出了各种理论上的意见和探讨,不少都出自经济所的研究人员。

当时引起争议最大的是“生产价格论”,由经济所研究员杨坚白在《经济研究》月刊1963年第十二期上发表《国民经济平衡和生产价格问题》所引起。因杨文主张“生产价格论”,超出了正统苏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规范,遭到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而经济所何建章、张玲(即张卓元)又在《经济研究》1964年第五期发表《试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价格》提出反批评,从理论上系统地支援孙冶方的类似主张和杨​​文的观点,由此引发一场更广泛的争议。

 

张闻天、孙冶方反党联盟

1964年8月,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召开的“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座谈会”上,杨、何、张的两篇论文遭重点批判,孙冶方站起来说:“不要再批他们了,文章观点是我的,我来承担责任!我应战,我喜欢赤膊上阵。”随后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许多国家,包括中国,从苏联承袭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计画经济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这种观点几乎已经形成了一种规范模式,严重束缚了人们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探索……

直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这样肯定:社会主义需要生产价格,需要资金利润率。 ……的确,南斯拉夫是实行资金税的,在我看来,资金税就是不彻底的资金利润率。对修正主义是要批判,但不能说修正主义所要的我们就不能要。

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

 

同年,1964年10月,中共中央派出七十人组成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进驻经济所,孙被停止反省,此后一年内被批判三十九场,孙冶方的经济观点被指控为“一是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统一管理经济,主张企业独立自治;二是反对按社会需要调节生产,主张以利润调节生产”,因此实质就是“使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理论”,并把张闻天作为他的后台,打成“张闻天、孙冶方反党联盟”。次年9月,孙冶方被工作队评定为“抗拒党和群众对他的原则批评,态度十分骄横”,因此遭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处分,下放到北京郊区房山县周口店公社大韩集大队劳动改造。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党内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以《五一六通知》著称),动员全党发动“文化革命运动”,后来被作为“文革”的正式起点。 6月8日,《红旗》杂志第八期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孙冶方被作为首批全国各界“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之一公开点名:

在经济学界,孙冶方等人提出一整套修正主义谬论。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挂帅、政治挂帅,主张利润挂帅、钞票挂帅。他们妄图改变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把社会主义企业变成资本主义的企业。

 

同年8月8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发表贡文声《孙冶方的“理论”是修正主义谬论》的材料汇编,作为“十分重要的反面教材”,公布了1956至1964年间的“孙冶方修正主义谬论的一部分”,如:

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对的,但从反面说也有带着“框框”学的危险。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中,务的全是“虚”,是最高的抽象。这些道理归结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时候,就更“虚”了,干劲的劲完全是精神的东西了。

最普遍的现象是讲“实”的时候,是只有“实”没有“虚”,即是一连串的现象罗列和数字指标;讲“虚”的时候就是空话连篇,“虚”变了空虚之虚或虚无之虚。

过分强调思想的作用,就走到反面,破坏了按劳分配,破坏了生产力发展,反过来又影响思想。平均主义的结果​​,赏罚工作更不公平,因而这几年思想反而没有提高,甚至某些人更坏了。

生产关系要革命,但这革命不简单。我们辩证法少了点,过去只知道有工业化,……58年大破,弄得乱七八糟。

过去搞人民公社出了毛病,是否太先进、太进步了呢?不能这样说,是急躁冒进,主观唯心论的错误,或叫主观唯意志论的错误。

当群众已对集体失去信心时,只要能促进生产,对包产到户与借田度荒的组织形式,就不要轻易去否定。

物质刺激是赫鲁晓夫1953年发展农业时提出的,也做了一些好事。

 

此后,全国各大报刊连篇累牍发表批判孙冶方的文章。孙冶方被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三反分子”遭批斗,关进了“牛鬼蛇神”的“牛棚”,每天打扫过道和清洗厕所。 1968年4月,他又被加以“苏修特务”“里通外国”的罪名正式逮捕,不经审​​判关入北京秦城监狱,单独监禁达七年,1975年4月获释回家。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1977年,孙冶方获彻底平反,此后相继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顾问、名誉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全国五届“政协”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出版《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及其《续集》和《续集增订本》等论著。

1983年2月22日,孙冶方在北京病逝,享寿七十四岁。

1983年6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委员会”(1995年正式注册改称“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1984年开始设立和评选“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每两年评选、颁发一次,是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

1998年10月,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孙冶方全集》五卷本,一百四十余万字。

 

参考资料:

  1. 贡文声,《孙冶方的”“理论”是修正主义谬论》,《人民日报》1966年8月8日。
  2. 何建章,《孙冶方── 一位顽强的经济学家》,《今日中国(中文版)》1980年第Z3期。
  3. 陈修良,《怀念战友孙冶方》,《社会科学》1983年第7期。
  4. 陈修良,《孙冶方年谱(初稿)》,《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
  5. 邓加荣,《孙冶方传》,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
  6. 杜松,《1935年前的张闻天与孙冶方》,《党史文汇》2001年第3期。
  7. 徐庆全,《我的外公孙冶方──武克钢访谈录》,《炎黄春秋》2008年第9期。
  8. 薛玉民,《纪念我的叔公孙冶方》,《无锡政协》2008年第9期。
  9. 徐立刚,《孙冶方》,《档案与建设》2010年第2期。
  10. 吴晓波,《冶方之痛》,《经济观察报》2009年12月16日

来源:张裕:《从王实味到刘晓波:中国当代文字狱囚徒编年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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