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寓言小说，大约可以从刘鹗的《老残游记》算起，然后是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和老舍的《猫城记》。一九四九年之后，官方独尊“革命现实主义”，作家连“腹诽”的自由都被剥夺了，所以寓言的写作也就成为绝响。一九八九年之后，中国历史转入亦真亦幻的“大国崛起”的新场景，于是两本让人惊艳的寓言小说应运而生：王力雄的《黄祸》和陈冠中的《盛世》。如果说《黄祸》如同屠龙刀一般厚重凌厉，毫不留情地直捣黄龙；那么《盛世》则好似倚天剑一般轻灵柔韧，在眼花缭乱中庖丁解牛。这两本书都不能在中国大陆正式出版，不过与《黄祸》被彻底封杀不同，《盛世》的书评偶尔还能在纸媒上出现，虽然书评大都避重就轻，但足以撩起读者的好奇心，这本“但闻楼梯响，不见佳人来”的杰作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呢？
为何身为中国人最幸福？
《盛世》既是寓言，也是预言。这本书在港台出版的二零零九年，中国政府的还没有张狂到挟持全体中国人上演“幸福秀”的地步。到了二零一二年，也就是书中设定故事发生时刻的前一年，中国社科院出笼了中国人“幸福指数”位居世界前茅的学术报告，央视记者笑眯眯地拿着话筒到街头巷尾去询问老百姓“你幸福吗”。然而，就连如“范进中举”般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在被央视记者董倩追问“你幸福吗”的时候，亦自言自语“我不知道”；在斯德哥尔摩再次被问及幸福议题，谨言慎行的莫言则忍无可忍地反问“你是央视吗”？
习近平上台伊始，就号召中国人勇敢地“做梦”，做所谓的“复兴之梦”。习近平大概没有读过《盛世》，不过他的执政思路与《盛世》中梦想当帝王师的、《读书》杂志创办元老庄子仲提出的“新盛世主义的十项国策建言”如出一辙，其内容包括：一党领导的民主专政，稳定第一的依法治国，执政为民的威权政府，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央企主导的公平竞争，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以我为主的和谐外交，单民族主权的多种族共和，后西方普世的主体思想，中华文明举世无双的民族复兴等。“复兴”确实成了习近平的“关键词”。
那么，如何才能将盛世的感觉灌输给越来越不服从的老百姓呢？或者更准确地说，共产党是如何成功地对十三亿人实施了洗脑术和催眠术？中共对人民的规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还要将这套经验向香港、台湾和西方世界复制。在《盛世》中，陈冠中给出了一个类似中国古代民间传说“愚人之泉”的解释：几名感到不幸福的“害群之马”，对全民“被幸福撞了一下腰”的现状心存怀疑，为了寻找答案，孤注一掷地绑架了政治局委员何东生，逼他说出真相。于是，何东生将真相全盘托出：当局发明了一种类似摇头丸的兴奋剂，“在河北建厂，标准化生产，统一管理，科学的品质保证，添加在所有地区的自来水水库，及牛奶、豆浆、汽水、果汁饮料、瓶装水、啤酒白酒黄酒之中。覆盖城镇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每人服量极微，血尿体检一般检不出来，人们根本不会察觉，只是稍稍开心了一点”。长此以往，中国轻而易举成了全世界快乐指数最高的国家。
当陈冠中借书中人物“老陈”之口，质问何东生及其服务的“老大哥”为何敢未经人民授权就为所欲为时，何东生辩解说：“这是件好玩意，但只是件好玩意，根本谈不上是控制，只是改变人的一点情绪，老百姓该干什么还照样干什么。……我们党做多少事都是老百姓不知道的，从来如此。”老陈还发现，历史发生了扭曲和断裂，党干过的杀人放火的坏事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党在造孽，对记忆的抹杀，是二度谋杀。但何东生振振有词地反驳说：“如果不先是中国老百姓自己想忘记，我们也不可能强迫大家忘记。是中国老百姓主动给自己吃了健忘药。”他说的也是大实话：当局并没有给老百姓吃健忘药，忘记是老百姓的自愿的选择。正是这种麻木不仁的群众心理，使得共产党长期执政，因此何东生得意忘形地说：“可能人就是健忘的动物，人们就是渴望忘掉一些历史。可能中国共产党运气就是好。可能是中国人活该给共产党统治，六十年还不够。可能是神迹，可能是中国人的共业。可惜我是唯物主义者，否则我一定会说这是天意，是上天想共产党继续执政下去。天佑我党。”对此，本来能言善辩的老陈哑口无言。而陈冠中最终要说的是：最坏的其实不是共产党，而是活在共产政权下隐忍不发甚至与之共谋的中国人。
虚幻的幸福感是可以彼此传染的。最高明的洗脑术是让被洗脑者自动送上门来，你不给他洗，他还不高兴。在通往洗脑的道路上，没有内外和种族之分。何东生说：“有些外国人在中国住久了，回到原居住地的时候就感到浑身不自在，觉得没有像待在中国的时候那么快乐，整天想回来中国。这样的国际友人多着呢！外国有人批评中国，他们就会站出来替中国辩护，说你们去中国住一回，就会知道中国人多快乐。”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西方人如蚁附膻，从昔日与毛泽东把酒言欢的政客基辛格，到今天提出“北京共识”的资本家乔舒亚？库珀，都是“暖风熏得游人醉”中的一员。美国专栏作家、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因《世界是平的》一书备享盛誉，面对中国的蒸蒸日上，他甚至说：“美国的民主制度反而成了发展的一种障碍，也许可以让美国做一天中国。”可见，学历和智商的高低并不是能否抗拒洗脑的决定性因素。
法西斯主义的阴影就在你头上
鲁迅曾经迷信年轻人，后来受了年轻人的欺骗，看到许多年轻人深入骨髓的世故与狡诈，才承认进化论对人性是无效的。《盛世》中也描绘了一群忠党爱国、铁血尚武的年轻人，他们毫不犹豫地站在权力一边，以未来国家的管理者自居。二十四岁的大学生韦国，风华正茂，英姿飒爽，公然宣称：“我们读的是政法思想和经世资治之学，座右铭是智勇双全——我们是提倡尚武精神、英雄主义和男子汉气概的。我们是一群有使命感的精英，在这个平庸而没有荣誉感的年代，我们有勇气承认：我们是中国盛世的真正贵族。”韦国效仿的对象是毛泽东，他说：“我今年已二十四岁。二十岁那年我做的十年计划，正一步步实现，但我不能自满。毛主席三十岁的时候在做什么？中共中央局五个委员之一。这样一想，我知道我要加倍努力了。”
韦国自愿充当秘密警察的线人，以理想主义的激情从事“五毛党”的龌龊工作。他说：“凡大学里有教授宣扬西方价值观或自由主义，我们就举报给校长或党委书记。我们的模式已经像授权的连锁店，复制到其它院校。这表明我的行动力，也说明很多大学生是听我的、崇拜我的，我是年轻一代的魅力领袖。”然而，韦国的妈妈是深受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熏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盛世”充满怀疑和批判。母子之间在价值观上发生严重的冲突，韦国跑到上级那里去揭发妈妈，他说：“如果在毛的年代，她肯定已被判现行反革命罪。现在国家真是太宽容了，我叫我的国保上线把她长期关在精神病院，他说不着急，一切都在掌控中，先让她到处走动，看看她见些什么人。无奈。”连自己的妈妈都要出卖，韦国对其他人当然更冷酷无情。他长大以后，不就是又一个令计划吗？在儿子死于车祸之后，令计划仍然不动声色、指挥若定，连江泽民都惊呼：“这样的人，没有人性，也就没有党性！”不过，江泽民说错了，在共产党的历史上，越没有人性的人，就越有党性，江泽民自己，不也是踩着“六四”学生的鲜血走进中南海的吗？
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喧嚣中，聪慧的蒋方舟写了一封给母校的信，她引用了《盛世》里韦国的典故，她说：“我身边就有韦国这样的年轻人，越是高等的院校，就越多的如斯荒谬。这也不难理解，北大清华的学子一路都是教育和体制的少年既得利益者，成熟了，自然也是要沿着同一轨迹，而不能跌落到食物链的底端。于是，大学成了掠夺政治资本的地方。”她以自己的亲身体验描述说：“我曾经旁观过学校的干部们做事，与教育和世俗标准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过交道，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怀疑；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如今，在中国千军万马地争取入党和报考公务员的队伍中，有多少这样茁壮成长的“有志青年”？
这就是青年法西斯的雏形。虽然何东生竭力分辨共产党与纳粹的差异——“现阶段我们政府跟那些法西斯的分别是，我们想老百姓有爱心而没有攻击性，法西斯要老百姓有攻击性而没爱心。那家工厂制造的东西，让老百姓开心，充满爱心，不想攻击别人。”——但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不嗜血的法西斯。在新书签售会上偷袭李承鹏的那两个个贼眉鼠眼的毛左，一无所有，唯有暴力。而在上掌权者也笃信暴力维稳。“国家主义”是当前中国执政者的首选，也是相当一部分民心之所向。学者一平在《警惕中国逆向改革，走向法西斯化的道路》一文中分析说，当局最高程度地强化国家权力，即加强中央集权，收缩民间的自由与民众的权利，强调国家、社会、民族的整体性。其主要政策包括：一、强化国家政权，特别是军警力量；二、搞一批民生工程，收拢民心；三、清洗一批贪官和富人，为新权力立威；四、镇压反对派，清除异议；五、加强控制媒体和舆论；六、宣扬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七、扩军，对外扩张——甚至发生战争，转移内政危机。这就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的道路。
果不出一平之所料，随着习近平上台，老红卫兵一代全面掌控党、政、军、经主要权力，特别是军队。这一代人无信念，但崇尚强权和实利，他们是毛的后人，无法无天，特别是他们有青少年红卫兵的经历，残酷无情。作为红色王朝的后代——共同的红色血统，是中国最有凝聚性的政治力量。在国家处于危机的关头，他们很可能强制实行法西斯化。这也正是陈冠中在《盛世》中发出的危言：从盛世转向法西斯，只有一步之遥。有一天你醒来的时候，会突然发现自己生活的世界如同纳粹德国的克隆版。
家庭教会是起死回生的力量吗？
那么，中国未来的希望在哪里呢？
知识分子群体已经溃不成军，正如陈冠中在一次采访中所说：“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都已经自觉的调整自己站在政府的立场而不是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体制吸纳精英，精英背靠大国，人人找到自己的位置，一些智囊精英甚至争着替政府出主意，给政府当造型师。社会的隐忧和问题，大家都知道，但只要体制吸纳我，你的腐败你的专制，我也不是不能接受……”官场有王沪宁，民间有余秋雨，左派有孔庆东，他们殊途同归，都是“不向苍生说人话，偏向皇帝抛媚眼”。
《盛世》中用不少篇幅描绘家庭教会兴起的场景。韦国的妈妈韦希红在婚姻破裂、儿子成为法西斯青年、同侪卖身投靠权力的绝望中，到中华文化之根河南去寻找出路。然而，中国的古代文明早已僵死，她找到的是一家名字跟她的网名一样的基督教会——“落地麦子不死”。陈冠中不是基督徒，对基督信仰在中国复兴的原因缺乏深层思考，故而干脆将人们信教的热潮也归结于当局投放兴奋剂。尽管如此，他还是呈现了在教会中新的生命状态和人际关系，以及“无尽大地之爱”。小说中也探讨了教会发展中的困境，如政府的压力、紧张的政教关系以及不同教会和传道人之间对公共参与策略的分歧，但这些讨论都流于表层。作者并未揭示出，家庭教会作为中国最大的NGO，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当局对结社和集会的限制，而新教伦理所带来的家庭和社会关系的重建，经济上的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对自由和公义的追求，是世俗的自由主义无法给予的。所以，在世俗的自由主义失败的地方，正是基督信仰扎根生长的地方。
陈冠中用鲁迅“好地狱”和“伪天堂”的概念概括中国人在当下的两难选择。在好地狱与伪天堂之间，人会如何选择？鲁迅是虚无主义者，他不是死于肺病，乃是死于虚无。那么，像韦希红那样走进家庭教会那简陋得不能称之为教堂的房间，是不是一种新的选择呢？湖南学者萧建生穷二十多年之研究，从中国古文明一直梳理到近代历史，他的结论是：中国人没有受基督的洗礼，以致迷信皇权，缺乏何谓“正义”的思维。所以，中国要走出“不文明史”的恶性循环，必须接受基督信仰的洗涤。
陈冠中没有给出什么是“第三条道路”的答案，但至少呈现了一种可能性。对于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和这个群魔乱舞的时代来说，需要的不是盛世的泡影，而是爱与救赎、公义与自由。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