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o Yushi许多伟大的自由倡导者都始终不渝地强调着这样一个真理,即如果没有根深蒂固的道德信念,自由绝不可能发挥任何作用,而且只有当个人通常都能被期望自愿遵奉某些原则时,强制才可能被减至最少限度。

哈耶克《自由宪章》

二零一二年五月四日,美国重要的保守主义智库加图研究所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举行了该年度的“弗里德曼推动自由奖”的颁奖仪式。我有幸应邀出席。颁奖仪式盛大而庄重,华府政界、学界、媒体等各领域上千人出席,可谓冠盖云集、群贤毕至。典礼上先播放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生平的纪录短片,这位毕生倡导自由市场经济的大师,与哈耶克一起,跟凯恩斯主义及各种左派理论对垒,谤满天下,亦誉满天下。他个子矮小,却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最终“因真理得自由”,成为人类自由的坚定的守护者。弗里德曼去世之后,十年前加图研究所设立了“弗里德曼推动自由奖”,是对其最好的纪念。茅于轼是第一个获得该奖的中国人。颁奖典礼上播放了加图研究所制作的一段关于茅于轼生平和思想的短片。其中有对我的一段访问,我认为,这是继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西方给追求自由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二个重要奖项。

在颁奖典礼上,茅于轼及全家坐的那张桌子,就在我所在的桌子的左侧。于是,我趁机向茅老致意并与之有一番简短的交谈。茅老也询问了一番我在美国的生活状况。在国内,《零八宪章》发表之后,因为我们都是首批签署者,受到严密监控,而无缘见面。如今,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却是在美国的土地上。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中国的自由是何等稀缺,中国公民争取自由的努力是何其宝贵。

茅于轼先生的获奖,回答了“一个体制内知识分子可以走多远”的问题。人可以是体制内的人——茅于轼是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退休的,至今仍领取社科院的退休工资、居住在社科院的住房之中。但他的思想和精神却超越体制之限制,体制并未成为其“软肋”。跟大部分体制内学者沾沾自喜于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分得权贵阶层赐予的残羹冷炙迥然不同,茅于轼虽人在体制之中,却始终保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其近著《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就是这样一本说真话的书。

比高深的学术研究更重要的是普及常识

茅于轼获得弗里德曼奖之后,附属于《人民日报》的《环球时报》照例是蜀犬吠日,发文攻击,无非是“美帝走狗”之类的陈词滥调。文章虽匿名,必有幕后操刀者。此类甘当独裁帮凶的御用文人,在中国民主化之后,必将为其助纣为虐的言行受到相应的惩罚。利比亚变天之后,那些供职于卡扎菲“喉舌”的名记、名嘴及为其代笔、炮制“卡扎菲思想”的“智囊”们,全部被禁止参与新利比亚的政治活动,并依据其罪行受到追究和审判。中共的文化帮凶们也会迎来同样的下场。

对于茅于轼的获奖,也有圈内人持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茅于轼在经济学领域的成就并不突出。对此异议,学者李华芳撰文指出,回顾弗里德曼奖历届得主的履历可以发现,该奖刚设立时确实是“经济学奖”,获奖者中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等人;但是,近年来,该奖逐渐转向“人权奖”,其重点是奖励推进自由的个人,并不局限在这个人的身份是不是经济学家、政治家或作家。“推进自由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通过表现政治上的领导力,也可以是通过发表文章针砭时弊,还可以是通过普及学术推广个人自由和市场经济的理念等。”这就是茅于轼获奖的背景。

此种转变,与诺贝尔和平奖近年来的转变颇为相似。诺贝尔委员会指出,和平与人权密不可分,若不能捍卫基本人权,和平只能是虚幻的肥皂泡。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乃至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和平,其基础都在于每一生命个体的自由、尊严与基本人权得到切实保障。也就是说,当纳粹政权屠杀犹太人的时候,世界和平便已遭到致命的破坏;当中共当局虐待陈光诚等人权活动人士的时候,世界和平也因此严重受损。所以,诺贝尔和平奖的重要内涵之一,便是“人权奖”。弗里德曼奖也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茅于轼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获奖者,他不仅是一名经济学家和书斋中的学者,更是一名起而行的推动自由和民主的斗士。从外表上看,茅于轼温文尔雅、谦卑平和,但为了弱势群体的权益,他常常拍案而起、怒发冲冠。茅于轼不像某些老人,年纪愈大而愈精明和油滑,他是年纪愈大而愈纯真、愈直率。

具体到中国当下的处境,在常识尚未得以普及的情形之下,茅于轼所从事的普及常识的工作极为重要。对推行自由市场经济的鼓吹、对保护私有财产的呼吁、对拓展个人自由的坚持,是他聚焦的三个要点。中国并不缺少那种一边玩弄高深的学术概念一边为专制体制涂脂抹粉的所谓“右派经济学家”,如林毅夫、胡鞍钢等人;也不缺少鼓吹民粹主义、反对自由市场经济、向往国家管制的所谓“左派经济学家”,如郎咸平、崔之元等人。中国却少有茅于轼这样“凭爱心说诚实话”的、将自由经济与基本人权相提并论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倡导的是有道德的经济学和说真话的经济学,他不仅致力于普及常识,而且还身体力行,亲自参与各项扶贫事业,切实帮助农民工等弱势群体脱贫致富。与之相比,标榜“左派”立场的“乌有之乡”诸君,做过哪些扶助弱者的事情呢?

茅于轼与刘晓波在“反毛”议题上的交集

在弗里德曼自由奖的颁奖典礼上,主持人在介绍茅于轼的生平与贡献时,特意提及刘晓波在其文集《我没有敌人》中对茅于轼的褒扬。刘晓波指出,茅于轼是一位充满勇气和智慧的前辈知识分子。

普及常识与争取自由是一枚硬币之两面。多年来,刘晓波致力于写作高中生皆能看懂的时政评论,如同良医为病入膏肓的中国社会开药方。为此,刘晓波放弃了写作似乎更可“名垂青史”的学术专著,虽然他已经具备了那样的学识与才华。我曾经问刘晓波:“你为何不继续八十年代的学术研究道路?”他回答说,在一个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不会有独立的学术研究。所谓学术,就好像在专制的铁屋子之中盖一个小小的亭子间,格局有几何?价值有几何?所以,首先要做的是普及常识、争取自由。多年来,茅于轼也是如此身体力行,其作品的“不学术”,恰恰是普及常识的前提条件。

在走向自由之路上,不可忽略的一项工作是对扼杀自由的刽子手的揭露与批判。刘晓波早在八十年代便已写出《混世魔王毛泽东》一文,此后不断批毛,并发起将毛尸迁移出毛主席纪念堂、进而将纪念堂改为共产主义大屠杀博物馆的呼吁书。与刘晓波一样,茅于轼也积极参与当代中国的“非毛化”进程。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六日,他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网站发表《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读〈红太阳的陨落〉》一文,历数毛泽东的罪恶,包括心理阴暗、奸淫妇女无数、搞阶级斗争、因政治原因害死五千万人、将国家领至崩溃边缘等,而这个“祸国殃民总后台”的头像至今还在天安门城楼上挂着,说明“中国的滑稽剧还没有真正谢幕”。

与“八九”之后二十多年来刘晓波在中国国内遭到全面封杀不同,茅于轼的言论在国内尚有一定的传播空间。因此,茅于轼对毛泽东的批判,虽不如刘晓波那样尖锐和彻底,却在中国社会引发了巨大的关注和讨论。中共当局长期压制对毛的罪恶的呈现,尤其是胡锦涛执政以后,意识形态急剧向毛时代靠近,这才出现薄熙来在重庆为所欲为地“唱红打黑”之怪现状。薄熙来虽然垮台,但毛左祸国的阴影并未完全消除。茅于轼因批毛而遭到毛派围攻,甚至有毛派提出以惩治“汉奸”的名义起诉和追杀之。在当天的颁奖典礼上,甚至出现一个衣冠不整的华裔毛派流氓到现场举牌辱骂茅于轼的闹剧。由此可见,“非毛”的工作在整个华人世界中都任重道远。而毛泽东的倒下去,才意味着中国人的真正站起来。

茅于轼也是老一辈体制内学者中少数参与《零八宪章》签名的人之一。《零八宪章》在酝酿和修订过程中,刘晓波曾与诸多体制内开明派元老和前辈知识分子联系,比如李锐、胡绩伟、许良英等人,但他们基于种种考虑,未能参与联署。而茅于轼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并没有拿出“保护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理由来推脱,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勇敢地签上自己的名字。“不说出来的真理不是真理”,茅于轼参与《零八宪章》的签名活动,就是对自由的捍卫,以及对良知的彰显。

哈耶克-弗里德曼传统在中国

加图研究所的宗旨是弘扬哈耶克-弗里德曼的传统,也就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这一传统是当今美国保守主义的主要思想资源。这一学派倡导自由市场经济、个人主义、小政府、大社会,对奥巴马政府将美国“欧洲化”的一系列政策极为反对。在此次颁奖典礼上受邀发表演讲的几位美国著名政治家和学者,都大声疾呼说,民众一定要警惕政府扩大权力的企图。

在受奖演说中,茅于轼也特别强调约束政府的行为,他指出:“谁最可能干涉别人的自由?恰好就是当官的,具有特权的管理者。一个社会需要有效的管理,必定赋予管理者一些特权。可是管理者利用被赋予的,或者凭武力抢得来的特权为自己谋私,侵犯别人的自由以扩大自己的自由。他们甚至于侵犯别人的生命和财产。”虽然他没有明确谴责中共当局“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统治模式,但谁都知道,除去北韩之外,中共当局是全世界权力最大的政府,中国民众是全世界范围内自由(当然也包括经济自由)最少的民众。茅于轼多年来奋斗的目标,就是限制政府权力、拓展个体自由。

不过,若严格按照加图研究所的价值立场来衡量,在一定程度上强调平等、倾向欧陆社会民主主义的茅于轼,并非严格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中国绝大多数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其实都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支持者。实际上,中国儒家文化一向强调“均贫富”,从中不可能生长出与新教伦理息息相关的“资本主义精神”。而没有资本主义精神、没有自由市场经济,也就没有基本人权的确立。

在《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中,茅于轼不仅介绍了自己一些工作的经验,如小额贷款、家政服务等,更多的篇幅是对一些错误的大众常识进行了分析或纠正。他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坚持者,他认为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若干问题,如大众最关心的腐败和贫富悬殊等,并不是市场经济的错,而是权力对市场的干预。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价格的高低反应了物品的稀缺程度,并以此配置资源,指挥企业的生产。以价格为核心的资源配置机制也是三十年改革的成果,但时至今日,许多领域的价格仍处于管制状态。茅于轼分别就房地产、电力等资源、春运、土地等多个方面指出了非价格机制配置资源所产生的扭曲。比如,书中将房价与车价进行对比,同样是需求的强劲攀升,房价为何高涨而车价却下滑?在两者供给方面,汽车的原料、技术等没有瓶颈,而房地产却受到政府对土地的垄断和资本市场的缺乏竞争等扭曲,管住了数量(对土地的垄断等),房价飙升也实属必然。如果改革不触动这些根本,限价等细技末节的政策根本不可能起作用,更有可能造成二次扭曲。这样一分析,民众的困惑就迎刃而解了,官商勾结的秘密也就水落石出了。

李慎之、方励之等诸多前辈学人谢世之后,茅于轼是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中最有资格荣获弗里德曼奖的人。他是中国进步与变革的见证者与推动者,正如他在演说中所说:“在中国,追求自由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我在过去三十年内做的只是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但是世界自由平等的大潮就是由涓滴细流形成的。全世界所有的大江大河无一不是由许许多多细流会合而成。全世界追求自由的大潮也是这样。在加图促进自由奖的鼓励之下,在中国和全世界会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人类世界追求自由平等,和平繁荣的理想会更早地来到。”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至今没有停止他的思考以及对中国现状的发言。

茅于轼《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文章来源:RFA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