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字狱囚徒编年录》第一卷第十案（1956）
张中晓（1930年初－1966／1967年），笔名罗石、孔桦、甘河，编辑、文艺理论家、思想家；1955年被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编者按”中点名认定“反革命的敏感” ，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逮捕；1956年因肺病复发获“保外就医”出狱，由此贫病交加，于十年后英年早逝。
文坛新秀初露锋芒
张中晓于民国十九年出生在浙江省绍兴昌安门外恂兴北村一小康之家，祖父遗有二十来亩农田。父亲张绍贤是附近上虞县东关镇邮局小职员，由于生育子女达八人，家庭人口负担逐年加重，因此从小自教长子中晓，直到1942年他十二岁起送他读了半年小学和一年初中就供养不起。
张中晓在失学后摆香烟、糖果、杂粮小摊以贴补家用，并自学及习作新诗和散文。 1946年，他得在重庆做官的叔父帮助，考入重庆相辉学院农艺系，次年转学重庆大学语文系。 1948年5月，他因肺结核病发吐血，只好退学回绍兴老家治病及休养，并继续自学、读书和写稿；对鲁迅和胡风的文艺思想很认同，将他们视为精神导师。
1950年3月，张中晓给《文艺报》写信，为该报发文所批评的胡风长诗《安魂曲》抱不平遭退稿；由编辑介绍开始与胡风夫妇通信，逐渐建立起彼此信任的关系，因此诉说了自己的生活苦恼，以及对社会环境、文艺倾向以至领袖经典的不满，不料五年后因此而受“胡风案”牵连。经胡风推荐，张中晓向作为《文汇报》副刊的“全国文协”上海分会机关刊物《文学界》周刊投稿，联系上担任该刊主编的震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梅林教授。 1951年5月以“罗石”的笔名发表《略论我们的文艺批评》，批评《文艺报》的相关问题，初露锋芒就使该报主编之一陈企霞亲自出面应战。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明确批评“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给支持该片的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兼市政府文化局长夏衍等文艺界领导人造成很大压力，上海宣传部门为此在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连续发表有关“正确的批判方针”的文章，强调这类错误属于“人人有份”的“思想认识问题”，因此不应追究个人责任，“不要使问题混乱”；而一些对现实不满者尤其“胡风派”作家，则对以“人人有份”为负责人开脱的态度表示反感。张中晓在《文学界》连续发表《〈武训传〉‧文艺‧文艺批评》和《为了前进──答刘宗诒先生的“不要使问题混乱”》两篇论争文章，坚持主张应该集中批评影片编导孙瑜，文风尖锐引人注目。 7月，“上海文联”副秘书长萧岱为此发表批评文章，指出其主张会削弱批判改良、投降主义的论争；张中晓又撰文反驳，在《文学界》刊登排版前，被时任“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协会”（“作家协会”前身）上海分会主席冯雪峰安排专审发排稿的“文协”常务理事唐韬建议撤稿换掉，而此前已有耿庸的追责文章几遭上海市文化局干预，从而引起“胡风派”更大不满。
同年8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成立“新文艺出版社”，由该部文艺处长刘雪苇出任社长兼总编辑，不久又调该处文学科长、震旦大学兼任教授王元化接任总编辑兼副社长，王则请调震旦同事梅林和耿庸分别担任副总编辑和编审，梅又向刘、王推荐《文学界》的几位作者──文坛新秀张中晓和“七月派”诗人罗洛、罗飞等任编辑，一时群英汇聚，哪知后来被指控为“胡风集团大本营”一网打尽。
张中晓年底应邀到上海，随后就参加了“文艺整风”学习，业余写作《论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批评思想与方法》等论文。 1952年7月，张中晓为纪念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Маяковский, 1893年－1930）诞辰六十周年撰写的文章《巨大的激情》，以“孔桦”为笔名在《文艺月报》发表，很快就被苏联《文学报》译载并加以评介。
1952年9月，《文艺报》发表前“胡风派”著名作家舒芜《致路翎的公开信》，“编者按”直指路翎属于“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此后对胡风及被作为“胡风派”作家的批判和压制此起彼落。
毛泽东认定“反革命的敏感”
1954年上半年，胡风撰写“三十万言书”，曾写信请张中晓帮忙搜集材料和交换意见，7月递交国务院文教委员会转呈中共中央政治局。岂料胡风夫妇及张中晓等“胡风分子”于1955年5月中旬先后遭逮捕和抄家，抄出大量私人通信，被当局选录为报纸批判和政治清查的“罪证”。
1955年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摘录书信六十七封中有张中晓的九封，其中三封被毛泽东代写的“编者按”加以说明和批判。张中晓在给胡风的信中，否定“庸俗的爱国主义”：
对于目前情形，我个人发现了一个极严重的现象，就是现在的舆论都有着“复古”的倾向。至少，有意无意和旧东西妥协，变相的鼓吹着“东方精神文明”，教授们都竭力在“表扬我国历史的文化和文明”，但他们却忘记了要变成木乃伊。当然，这些将像泡沫一样的消失在人民底大流里的罢。但在目前，却是一个严重的事实，在抽象的工农兵和庸俗的爱国主义的包庇下，多少的有生力量受到了摧残？ ……至于表现在宣传上，那当然更其恶劣，……把屠户的凶残化为一笑！ （1951年2月14日）
否定中共“组织生活”：
本来我对于所谓“组织生活”是非常疑惑的事。在那里所要求的是“思想的平均分数”；其训练方法，恐怕是和希（希特勒──引者注）相去无几的。受训之后，精神弄得瘟头瘟脑是不必说的了。 （1951年2月18日）
否定当时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你没有写文章。但我也感到，某种环境下的沉默，足以灭亡的。当然，我知道你的不写文章，是对于敌情的估计和战略、战术上的问题。我知道，整个中国起了彻底的搅动；而那些封建潜力正在疯狂的杀人。范围底广大，固然史无前例，而发生的事件也是史无前例的。斗争必然地深化了。 （1951年5月25日）
否定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书，也许在延安时有用，但，现在，我觉得是不行了。照现在的行情，它能屠杀生灵，怪不得帮闲们奉之若图腾！ （1951年8月22日）
否定“解放”前后的社会秩序：
二年来，我脾气变了许多，几乎恨一切人……对这个社会秩序，我憎恨。 （1950年7月20日）
因此，“编者按”最后强调说：
还是这个张中晓，他的反革命感觉是很灵的，较之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好些人，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内，阶级觉悟的高低，政治嗅觉的灵钝，是大相悬殊的。 ……如果说胡风集团能给我们一些什么积极的东西，那就是借着这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大大地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尽管张中晓被捕时年仅二十五岁，作品少，资历浅，影响力本来很有限，但是由于这些信中尖锐激烈的用语且似乎深受胡风信任，被毛泽东在“编者按”中认定为“反革命的敏感”，由此定性为“反对共产党所确定的文艺方向，极端仇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划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甚至视之为“少帅”，在被捕后受到重点侦讯。
1956年，张中晓因肺病复发且咯血不止，又未被发现除私信中言论外有任何所谓“反革命”罪行，遂获保外就医回绍兴老家，投靠父亲养病过活。他在病中读书、写笔记，到1963年成稿约三十万字，分为《无梦楼文史笔记》、《狭路集》与《拾荒集》三种。他曾以笔名投稿到《浙江日报》副刊，得以发表前三篇文章，但报社在收到他第四篇稿件时查出了他的“确实身份”，因此在退稿信中教训他：“你没有写文章的资格和自由。”
死期死因不明
1966年，张中晓得王元化代为求助，被安排到上海新华书店储运部劳动为生，但不幸年中爆发文化大革命，于1966年末或1967年初去世，年仅三十七岁。
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承认“胡风反革命集团”为错案，决定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复名誉”，张中晓由此获平反。
1996年，张中晓的遗稿由路莘整理选编为《无梦楼随笔》一书，收入“火凤凰文库”，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
参考资料：
- 陈企霞，《关于文艺批评》，《文艺报》1950年8月10日。
- 张中晓，《无梦楼随笔》，路莘整理选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 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 路莘，《关于张中晓与胡风的通信》，《新文学史料》2005年第2期。
- 杨俊，《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 吴永平，《胡风、冯雪峰交往史实辩正》，《粤海风》2007年第5期。
- 沈国凡，《法官王文正口述：我所亲历的胡风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