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笔》第十六期:袁昌英灵存珞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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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字狱囚徒编年录》第一卷第二十七案(1973)

 

Yang Changying袁昌英(1894年10月11日-1973年4月28日),号兰子、兰紫,笔名杨袁昌英、昌英、袁美等,散文家、剧作家、翻译家、学者、教育家;1973年在被打成“极右分子”迫害十六年后病逝。

 

英国第一位华人女硕士

袁昌英于光绪二十年九月十三日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八步桥耿境坝一乡绅家庭。父亲袁家普时为醴陵渌江书院生员,后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在各地做官。

1902年,袁昌英八岁时入本乡私塾读书,三年后入相邻的江西省萍乡县正本女校。 1911年,她考入基督教遵道会所办女校读书,并兼任培德小学教员。次年,她随先后任北京民国大学代理校长、云南财政司长的父亲到北京、昆明,由家庭教师教授英文。 1914年,袁昌英考入上海教会学校中西女塾。 1916年,她由父亲出资自费到英国留学,入伦敦私立布莱克希斯女校,并经父亲介绍结识几年前到伦敦大学读货币银行专业的湖南同乡杨端六,次年到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攻读文学,主修古典与近代戏剧。 1920年,袁昌英在留英学生于上海所办的《太平洋》杂志上发表通讯《大学男女同校说》和评论《论女子留学的必要》。 1921年7月,袁昌英毕业,以关于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的论文获文学硕士学位,不久即回国,10月与早一年回到上海任商务印书馆主任会计兼《东方杂志》撰述的杨端六结婚,从此以“杨袁昌英”署名发表了不少作品,包括评论、散文、译作。

1922年,袁昌英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教,讲授英语文学,次年出版首部著作《法兰西文学》,生女儿杨静远。 1924年,她转到上海澄衷中学教英文。 1926年,袁昌英赴巴黎大学研究院深造,攻读法国文学和近代戏剧。 1928年,她返回上海,在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当教授,讲授莎士比亚戏剧及散文;同年,以蔡元培为院长的“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杨端六被任命为最初三研究所之一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此后先后任新建的经济研究所代所长、中央研究院会计主任等。

 

“珞珈三女杰”武大成名

1929年,袁昌英应聘到新成立的“国立武汉大学”,任外文系教授,主讲希腊悲剧、希腊及罗马神话、戏剧入门、法文、现代欧美戏剧、法国戏剧、中英翻译等课程;同年出版小说集《牛》,并把汉乐府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改编成同名三幕话剧,次年3月与五篇剧作结集出版《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一举成名;8月出版翻译法国班拿(拜尔纳,Jean-Jacques Bernard, 1888-1972)的剧本集《玛婷:痛苦的灵魂》(Martine, son plus grand succès)。

1933年,袁昌英的儿子杨弘远出生。 1935年,袁昌英发表两篇独幕剧《春雷之夜》和《文坛幻舞》。 1930年代,袁昌英与也在武大的两位著名女作家凌叔华和苏雪林并称“珞珈三女杰”。杨端六于1930年调任武大经济系主任,后任法学院长,1935年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审计厅上将厅长。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袁昌英出版首部散文集《山居散墨》。 1938年6月,杨端六被聘为新设的政府咨询机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不久日军三面包围武汉,他受命负责武汉大学西迁四川省乐山县,任迁校委员会委员长,袁昌英全家随迁。 1942年,袁昌英写成抗战四幕话剧《饮马长城窟》(1947年出版),次年写《漫谈生死》,出版散文集《生死、友谊》,并与苏雪林出版合集《生死与人生三部曲》,此后两年出版《法国文学》(1944)和散文集《行年四十》(1945)。

1945年,袁昌英被聘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评议员,而杨端六早在前两年也受聘同一职务,而这年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46年,武汉大学迁回武昌东湖滨珞珈山原校址,杨端六任武汉大学复校委员会主任委员、武汉大学教务长,袁昌英也一起返回。

1948年,她被武汉大学以“社会贤达”推选为“行宪国民大会”(即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代表。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武汉,杨端六、袁昌英此前都认为未曾作恶而决定留下,此后也积极靠拢中共新政权;次年,杨受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委员,袁应邀参加武汉市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及此后两次“文代会”,当选为“市文联”执行委员。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武汉大学取消外文系,袁昌英被调到中文系任教授。 1955年,她加入“中国作协”,次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增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第一届委员会特邀委员并出席第二次会议,后参加湖北省第二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当选为“省文联”第二届委员会委员。

 

“铜墙铁壁”划出“极右分子”

1957年5月1月,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上公布开展全党“整风运动”的文件,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俗称“三害”,随后很快在全国大造舆论,号召党外人士“大鸣大放”,提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民盟等各民主党派联合主办的《光明日报》编辑积极回应号召,先后在上海、武汉等九大城市召开党外人士及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5月4日和7日邀请武汉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的二十多位教授、专家分别在武昌东湖招待所和武汉大学座谈两次,袁昌英都应邀出席。 5月16、17日两个下午,武大校长李达也邀请包括杨端六、袁昌英夫妇在内的八位老教授座谈。

《光明日报》在多次相关报导中引用袁昌英的发言,并于5月1​​7日第三版《武汉知识界谈党群关系问题》的专题中,以《武汉大学的党员有特权阶级作风》为题,发表5月4日《袁昌英在《光明日报》编辑部邀请武汉地区教授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别的学校的先生说,在他们那里,党群之间有一垛墙,在武汉大学,就不是一垛普通的墙,而是铜墙铁壁。 ……总的说来,是有些党员的特权阶级的作风筑成的。 ……有人说,武大这座铜墙铁壁,把人分作三个方面了:党员是甲方人员,党外的知识分子是乙方人员,还有一些积极分子是丙方人员。这些积极分子是铸墙的积极分子,因为党员从来不与党外的知识分子接近,只是依靠这些积极分子来了解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而这些积极分子汇报的,又不是真实情况,而是为着表示自己积极的情况,这样一来,这垛墙壁自然是愈来愈是加深加厚了。在武大,党员的特权阶级作风,随处可以看到……。在武大,民主空气非常不够,谁提意见,便会被扣上一顶大帽子。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来以后,学校党的领导叫大家提意见,我当时心里有顾虑,但觉得不提又不好,就提了些小意见,不敢提大意见。后来又怎样呢?有些党员不高兴了,“袁昌英意见可多哪!”我认为,解放起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来以前,那才是初春天气,乍暖乍寒,正合着“四月八,冻煞鸭”的一句俗话,知识分子一方面心里非常欢喜,一方面又有些畏寒。自从听了毛主席的讲话,这才感到是春暖花开的时季了。要把武大搞好,必须打破这垛铜墙铁壁,党员有责任,群众也有责任。党团领导不能自视为特殊人物,应当把群众,把党外知识分子看作一家。不过,现在离这个要求还远得很,还是希望而已。

 

此外,袁昌英还支持两位法学大家──武大法律系前主任、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司法院大法官燕树棠和武大副教务长兼法律系主任韩德培“依法治国”的提法;提出: “三害的本质是制度问题。建议成立改善学校行政委员会,提出方案,呈请高教部甚至国务院。”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 》(后来公布为毛泽东亲自撰写),中共中央开始把“整风运动”改变成“反右斗争”。 7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光明日报》编辑部《《光明日报》在章伯钧、储安平篡改政治方向期间所犯错误的检查》,不点名地提到袁昌英的发言:“5月17日发表的武汉座谈会纪​​录的小插题有:‘武汉大学的党群之间有一座铜墙铁壁,这是有些党员的特权阶级作风筑成的铜墙铁壁……’”此后,全国三百多万知识分子、学生、干部和民主党派人士被打成“右派分子”,武汉大学不到四千师生员工中达四百八十多人,其中,在五百三十位教师中达14%,包括杨端六、袁昌英、燕树堂、韩德培,后三人更被划为“极右分子”。袁昌英由此被撤销教职,下放到校图书馆劳动改造;在遭批判的同时又被追究“三青团”和“国大代表”的历史问题,一年后被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管制两年。袁昌英时年六十四岁,杨端六七十三岁,因都年老体弱,她才没有遣送外地劳改,留在校园中由居民委员会监督劳动,打扫街道。

1962年,袁昌英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1966年中,“文革”开始,袁昌英、杨端六又都因“历史反革命”身份而遭到批判打击。女儿杨静远自美国留学于1948年回国后到北京工作。儿子杨弘远于1954年在武大毕业后留校任教,早因受到压力而与父母分居以“划清界限”,此时又决定断绝一切关系。

 

孤苦伶仃一病去世

1966年9月5日,杨端六病逝,终年八十一岁;七十二岁的袁昌英被学校赶到一间小屋居住,孤苦伶仃,仅靠过去的保姆及侄儿不时照看一下。

1970年1月,袁昌英被校方勒令离开武汉,迁回老家湖南醴陵骆家坳的远亲袁星山家落户,靠女儿每月寄二十元生活费维持生活。

1973年4月28日,袁昌英因病去世,终年七十八岁。

1979年10月9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刑事判决书:“撤销本院1958年12月16日对袁昌英判处二年的刑事判决。”1984年,中共武汉大学委员会对她的右派问题重新复查后予以彻底改正。

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杨编辑的《袁昌英作品选》,此后她的一些旧作也相继出版。

 

参考资料:

  1. 李杨,《作家、学者袁昌英》,《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2. 杨静远,《袁昌英和莎士比亚》,《外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4期。
  3. 杨静远,《让庐旧事──记女作家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3、4期。
  4. 康文青,《融新思潮于传统文化的袁昌英》,《船山学刊》1999年第2期。
  5. 杨静远编《飞回的孔雀:袁昌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6. 陆颖隽,《袁昌英先生着译目录》,《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6期。
  7. 陈友良,《留英学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太平洋》杂志为中心》,《安徽史学》2006年第2期。
  8. 陈建军,《袁昌英作〈关于《莎乐美》〉》,《博览群书》2010年第1期。
  9. 岳南,《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中华书局,2010年。
  10. 张昌华,《“四级教授”袁昌英》,《新快报》2011年5月26日。

来源:张裕:《从王实味到刘晓波:中国当代文字狱囚徒编年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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