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笔》第十六期:田汉戏剧讽今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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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字狱囚徒编年录》第一卷第二十案(1966)

 

Tian Han田汉(1898年3月12日-1968年12月10日),原名田寿昌,笔名汉儿、伯鸿、陈瑜、绍伯、漱人、汉仙等,著名剧作家、诗人、歌词作家、文艺批评家、社会活动家、政府官员;1966年因新编京剧《谢瑶环》被公开点名批判其“为民请命”主题是“借古讽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后,又被追究历史问题而逮捕,由此遭迫害两年致死。

 

奠基中国现代戏剧

田汉于清光绪二十四年农历二月二十日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东乡花果园田家煆茅坪(今果园乡金花村)贫苦农家,父亲在他九岁时病逝。 1912年,田汉十四岁考入长沙师范学校,在《长沙日报》发表处女作──京剧剧本《新教子》,三年后又以笔名“汉儿”在上海《时报》副刊《余兴》上发表剧本《新桃花扇》。

1916年,他随舅父暨未来岳父易象赴日本,不久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英文。 1920年与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在东京成立创造社,并出版他与郭沫若、宗白华三​​人的书信集《三叶集》,其首部剧作《灵光》于10月上演。 1921年,田汉在《少年中国》发表翻译剧本──莎士比亚的《哈孟雷特》(即《哈姆雷特》)和王尔德的《沙乐美》。

1922年5月,田汉出版首个单行本──日记《蔷薇之路》,并在《创造》季刊创刊号上发表剧本《咖啡店之一夜》;9月,回国在上海中华书局任编辑。 1924年1月,田汉夫妻创办《南国》半月刊,发表独幕悲剧《获虎之夜》,出版四期后因妻子病重停刊;8月,他离开上海回长沙老家,年底出版首部戏剧集《咖啡店之夜》、译著菊池宽《日本现代剧选(第一集)》和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茱丽叶》。

1925年初,田汉在妻子病逝后受聘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国文;7月,他离开长沙,到上海大学和大夏大学任教,并应邀在《醒狮周报》附办《南国特刊》,出版无声电影剧本《翠艳亲王》。 1926年,他发起组织南国电影剧社负责剧务,从事电影、话剧创作和演出活动,编导电影《到民间去》,出版比利时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 1862-1949)剧本《爱的面目》 (Monna Vanna)译著。

1927年5月,田汉应邀到南京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任艺术顾问,8月,他因总司令蒋介石下野而去职。同年9月,他应邀出任上海艺术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兼文科主任,不久被选为校长;12月与欧阳予倩、周信芳等举办“艺术鱼龙会”,其话剧《名优之死》演出获得成功,但“艺大”却由于他当选校长不获当局承认而终结。 1928年3月,田汉在徐悲鸿、欧阳予倩等支持下自办“南国艺术学院”,但到暑期后因财力不济停办,改以“南国社”名义带领师生“流浪演出”,先后在上海、杭州、南京、广州、无锡等地进行话剧演出和其他艺术活动,上演了田汉的《名优之死》等十多部剧作。两年间,他出版散文集《银色的梦》和《续银色的梦》,论文集《南国的戏剧》和文论《爱尔兰近代剧概论》,译著有山本有三《日本现代剧三种》和日本秋田雨雀等剧本集《围着棺的人们》。

 

开拓左翼电影

1930年初,田汉在其主编的《南国》月刊发表了近十万言长文《我们的自己批判》,宣布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的“左转”,先后参与发起成立以鲁迅为旗帜而实际上由中共领导的左翼团体──“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任执行委员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常委,他同时又参与发起“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并任执行委员。同年9月,南国社因亲共激进宣传遭当局查封,田汉由此成为“地下工作者”,以“陈瑜”等化名活动和发表作品。

1932年3月,田汉与丁玲等作家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他接任中共左翼剧联党团书记、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此后,他应邀担任联华影业公司编剧,其电影剧作《三个摩登的女性》和《母性之光》相继在同年12月和次年8月拍摄完成并公映。 1933年9月,艺华影业有限公司改组成立,田汉应邀主持影片制作并负责编剧委员会,又邀同为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负责戏剧电影界的剧作家阳翰笙、夏衍等加盟,编写拍摄了包括田汉编剧的《民族生存》、《肉搏》、《烈焰》等一些宣传抗日的左翼影片,不久遭“中国电影界铲共同志会”砸了门面。

1934年春,中共“电影小组”参与领导的电通影片公司成立,田汉主持剧本创作,于次年相继上映《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四大流行左翼影片。 《风云儿女》由田汉和夏衍编剧,其插曲《义勇军进行曲》和《桃李劫》主题歌《毕业歌》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不久都广为流行。

1934年8月,田汉因为对《社会月报》的一篇文章不满,却拿正好在同期上发表了鲁迅一封信做文章,化名“绍伯”在《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上发表一篇短文《调和读《社会月报》8月号》说:

鲁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杨村人氏,然而他却可以替杨村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

 

同年10月,田汉接任胡风辞去的“左联”行政书记,不久随夏衍、阳翰笙和时任中共左联党团书记的周扬四人一起约见鲁迅谈“左联”活动时,他指控鲁迅当时最为信任的胡风是当局派遣的“内奸”,招致鲁迅极为不满。 11月中,鲁迅在回覆田汉任编辑的《戏》周刊编者关于改编《阿Q正传》为剧本的信时,顺便提及“绍伯”文后说:

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以上。

一年半后,鲁迅在胡风与周扬、夏衍等发生“两个口号”之争而再提约见事时,又蔑称他们为“四条汉子”​​,由此留下了影响所有当事人近半个世纪的文字纠纷。

 

大演“国难戏剧”

1935年2月19日,田汉、阳翰笙等被捕,二十多天后转到首都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同年7月,田汉经徐悲鸿、宗白华和张道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国立戏剧学校校务委员会主委)三人保释出狱,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专人以照料之名软禁,但获准在南京从事戏剧等文化活动。

同年11月,田汉利用成都大同影片公司电影《峨嵋山下》在南京公映之机,公开推出其新作话剧《陆沉之夜》和歌剧《梦归》,月底成立“中国舞台协会”,于12月到次年4月以此名义举行了三次公演,又推出话剧《回春之曲》、《黎明之前》、《洪水》、《复活》等,号称“国难戏剧”。不久,鲁迅在上海针对“四条汉子”​​的文章中损他在“南京大演其戏”,但田汉仍继续把鲁迅的《阿Q正传》改编成五幕话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抗日战争爆发,田汉编剧的抗战电影《青年进行曲》恰好在三天后上演,随后应“南京新闻记者协会”邀请突击赶写了话剧《卢沟桥》 ,于8月7日在南京公演。同年9月,田汉离开南京回到上海,12月又撤退到武汉,推出话剧《最后的胜利》和新编京剧《新雁门关》公演。同年底,田汉参与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当选常务理事兼话剧部主任。

 

改革传统戏曲

1938年1月,田汉回到家乡长沙,创立《抗战日报》任主编。 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下设三处九科,郭沫若就任中将厅长,田汉也应邀到武汉出任负责艺术宣传的三厅六处少将处长,10月,他随三厅人员一起撤离武汉到长沙。 11月长沙大火后,田汉随两个演剧队参与善后救济事务而离开三厅的南撤大队,从此带着演剧队在长沙到桂林间流浪演出,并由此重点进行改造传统旧剧目的创作,相继推出新编京剧《土桥之战》、湘剧《旅伴》、京剧《新儿女英雄传》、《江汉渔歌》、《岳飞》等,多是借古喻今激励抗敌的内容。

1940年5月,田汉应召到战时陪都重庆,回到已经缩编为四科的三厅工作,创作电影剧本《胜利进行曲》。同年11月,三厅改组为文化工作委员会,田汉为专任委员兼第二文艺研究组组长,创办《戏剧春秋》任主编,在桂林出版。次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关系频临破裂,田汉于3月离开重庆到湖南衡山,8月到桂林,从年底起相继推出话剧《秋声赋》、湘剧《新会缘桥》、京剧《双忠记》、《武松》、《金钵记》、《武则天》公演。 1944年11月,由于日军在西南发动进攻,田汉随众撤离桂林,经辗转贵阳等地,于次年3月到达昆明,次年根据《焚香记》改编出京剧《情探》,于抗战胜利后公演。

1946年2月,田汉离开昆明到重庆,5月回到上海。 1947年3至5月,他创作的话剧《丽人行》相继在无锡和上海公演大获成功,后改编成电影剧本于1949年上映。同年10月,他编剧的电影《忆江南》拍成上映,次年推出越剧《珊瑚引》和京剧《琵琶行》公演。

 

提倡“百花齐放”

 

1948年9月,田汉离开上海到中共“华北解放区”,次年1月底,他随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进入刚“和平解放”的北平。同年6月,他应邀参与筹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文代会”),7月参加“文代会”和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剧协”)成立大会,当选为“文联”常委和“剧协”主席;9月,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会议,他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被会议通过作为代国歌。 10月1日,中国人民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田汉不久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 1950年1月,戏曲改进局在北京成立戏曲实验学校,田汉兼任校长;4月,“全国剧协”在上海创刊《人民戏剧》(1954年改名《戏剧报》),田汉兼主编,发表话剧《朝鲜风云》。同年12月,他在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为爱国主义的人民新戏曲而奋斗》提出:

实在的,全国各地乡土艺术中还埋藏着中国民族丰富的生活象征和无限天才与智慧! ……我们不能再让这些文化宝藏埋没散佚,不加发扬。这是时候了!我们除了继续改革京剧外,更应该把改革重点置于地方戏,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全国地方戏曲以及各少数民族萌芽状态的戏曲的普遍改革,争取全国各种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

“百花齐放”后来被毛泽东推广为概括中共文艺政策的总口号,但田汉等大批文艺界人士却先后因“放”获罪。

1951年3月,文化部机构调整,戏曲改进局并入艺术事业管理局,田汉任局长。同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经过审查取证,正式恢复田汉党籍。 1952年1月,全国剧协在北京创刊《剧本》,田汉兼社长,他将旧作《金钵记》改编为京剧《白蛇传》发表,由戏曲实验学校在10月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首演。 1953年9月,田汉出席第二次“文代会”,继续当选为“中国文联”常委和改名的“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 1954年9月,他作为四川省选出的人民代表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艺术、学术问题的方针。田汉以在各地进行考察和推动地方戏曲改革时的感受,相继在《戏剧报》7月号和11月号上发表《必须切实关心并改善艺人的生活》和《为演员的青春请命》两篇的文章,并向中央提出相关报告,由此得到中央和地方大量拨款支持用于安置困难艺人的生活,文化部还就禁戏问题下发通知:“除了反对现时政治的节目需要经过一定的组织手续审查决定禁演外,不得加以禁止。”田汉由此被各地艺人誉为“田青天”,在次年春夏之交中共中央发动的“大鸣大放”全党整风运动中,虽然他兼任“中共剧协”党组书记也为“整风”对象,但仍提出了一些针对现实的严厉批评,如他在5月28日由“剧协”与“美协”联合召开的舞台美术界鸣放会上说:

我们要过的是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然而,这里却是一种非人生活,这是不能容忍的!

在“作协”副主席丁玲、冯雪峰和“美协”主席江丰等文艺界著名人士相继被定为“右派反党集团”的情况下,田汉也一度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内定为同类打击对象,只是由于当时主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文联”党组书记周扬等力保,转而选择著名剧作家、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吴祖光作为替代,而田汉经检讨过关后则得以继续领导剧协反右运动,奉命揭批“吴祖光右派集团”。

1958年,田汉为纪念元代杂剧作家关汉卿创作活动七百周年,在《剧本》5月号上发表话剧《关汉卿》,以围绕关汉卿创作和推动演出《窦娥冤》的故事,塑造了一个“为民请命”、“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的艺术形象,被认为是他话剧创作的最高成就。他解释说:

我为什么写《关汉卿》?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关汉卿为什么写《窦娥冤》,他是现实主义者,是在借古喻今。

同年,田汉还发表了歌颂当时“大跃进”的话剧《十三陵水库畅想曲》。 1959年4月,田汉继续作为四川省代表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8月,中共中央把批评一年来“大跃进”的国防部长彭德怀等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随后在全党开展“反右倾运动”,田汉被中宣部指定为剧协党组中“右倾思想”的代表人物多次批判。 1960年7至8月,田汉出席第三次“文代会”,当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并连任“中国剧协”主席,同年奉命创作借古颂今的话剧《文成公主》上演。 1961年,田汉根据陕西地方剧碗碗腔《女巡按》改编成十三场京剧本《谢瑶环》,次年由著名梅派艺术表演家杜近芳主演成功推出,各地方剧种争相搬演。这又是一出“为民请命”的戏,尽管主调本是借古颂今,同时也赞扬皇帝和清官,但后来却成为他“借古讽今”的罪证。

1962年起,毛泽东因政经决策失败而转向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受其演员出身的妻子江青影响而首先关注戏剧和电影,于当年底提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剧太多的问题,到1963年底更批评:

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主义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

次年1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中宣部召集的座谈会上批评昆曲《李慧娘》和京剧《谢瑶环》,指其中的反面人物是影射共产党;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提名成立以常务书记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随后在文化部、“中国文联”及其各下属协会进行党内整风,包括《李慧娘》和《谢瑶环》等大量电影、小说等文艺作品被相继公开点名批判,田汉成为被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10月,其所任中共“剧协”党组书记被正式停职。 1964年12月到次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大和第四届“全国政协”会议举行,田汉不再作为人大代表而改以“政协”委员身份参加,在两会期间接受文艺界“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联席会的批判并做检讨。

1965年10月,六十七岁的田汉以“陈瑜”的化名被下放到“剧协”搞“四清运动”的北京郊区顺义县牛栏山人民公社,到生产队参加“学习改造” 。一个月后,《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长篇大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序幕。

 

“为民请命”的结局

1966年1月1日,《剧本》月刊首发云松的《田汉的〈谢瑶环〉是一棵大毒草》,2月1日,此文被《人民日报》转载,该文的结论是:

田汉同志在《谢瑶环》里就公然诬蔑社会主义制度“残害忠良”。 ……拆穿了说,“忠良”就是他自己以及与他有同样思想的人。因此,在这个戏里,谢瑶环就是田汉的化身,谢瑶环的“为民请命”也就是田汉的“为民请命”,谢瑶环“为民请命”的“悲剧”结局,也就是田汉和那些“为民请命”者的“悲愤”的发泄!

同年2月24日,《人民日报》又转载《文学评论》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长何其芳《评〈谢瑶环〉》文章则更进一步断言: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来提倡和实行所谓“为民请命”,是彻头彻尾反动的,是彻头彻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

同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党内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以《五一六通知》著称),成为“文革”正式开始的起点。田汉等早已被中央报刊点名批判的文艺界著名人物成为各学校红卫兵揪斗和殴打的主要对象,经常遭到残酷虐待和人身侮辱,曾被初中女红卫兵用皮带铜头打得头破血流。

1966年12月4日深夜,田汉被北京卫戍区司令部逮捕并秘密监禁,接受“田汉专案组”审讯。两天后,《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发表三篇文章──何成《鲁迅怒斥叛徒田汉》、高红扬《踢开戏剧革命的绊脚石》、炬辉《把戏剧界的“祖师爷”、反党分子田汉斗倒、斗垮、斗臭》,已经不像年初那样再称田汉为“同志”,而且扣了一堆大帽子──反共老手、可耻叛徒、混进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戏剧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急先锋等等,对其言行作品的清算已经不限于近几年而追溯到1920至30年代和1956至1957年。此后,其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也不再使用。

1967年2月,田汉被关入北京秦城监狱,继续由专案组审讯和调查他的历史问题,尤其是他在1935年被捕后在南京被关押和软禁期间的情况。同年7月,他因冠心病和糖尿病被化名“李伍”送进北京”“三○一医”院住院治疗,同时继续接受审讯。

1968年12月10日,田汉病逝于医院,终年七十岁。

1970年春开始,田汉与周扬、夏衍、阳翰笙以所谓“四条汉子”​​在全国大规模被批判,从他们早年与鲁迅的文字纠纷到各个时期的作品都遭清算。 1971年3月2日和4月23日,《人民日报》还先后发表了辛文彤《评田汉的一个反革命策略──从〈关汉卿〉看田汉用新编历史剧反党的罪行》,南京大学中文系革命大批判小组《批判国民党文学〈丽人行〉》,对他进行“鞭尸”,否定其曾引起广泛影响和赞誉的作品。 1975年,中共中央专案组宣布田汉为“叛徒”,并被“永远开除党籍”。

1979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原中央专案组对田汉的审查结论,“中国文联”于4月25日举行平反昭雪追悼大会。 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决议恢复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田汉一生创作了话剧、歌剧、戏曲、电影剧本一百多部,歌词和新旧体诗歌近二千首,还有大量散文、文论、小说、报告、书信、日记等。 1983至1986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田汉文集》十六卷,约五百万字。 2000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田汉全集》二十卷,八百三十余万字。

 

参考资料:

  1. 田汉,《为爱国主义的人民新戏曲而奋斗》,《人民日报》1951年1月21日。
  2. 张向华,《田汉年谱》,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
  3. 董健,《田汉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年。
  4. 张耀杰,《鲁迅与“四条汉子”​​的前因与后果》,《中国之春》2001年4月号。
  5. 张耀杰,《田汉之死的人道反思》,《长城》2003年第2期。
  6. 廖久明,《鲁迅与田汉》,《书屋》2006年第7期。
  7. 何季民,《“为民请命”:田汉十天写就〈关汉卿〉》,《同舟共进》2009年第3期。
  8. 萧冬连、谢春涛、朱地、乔继宁,《文革前十年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

来源:张裕:《从王实味到刘晓波:中国当代文字狱囚徒编年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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