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笔》第十六期:艾青举家迁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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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字狱囚徒编年录》第一卷第十三案(1959)

 

Ai Qing艾青(1910年3月27日-1996年5月5日),原名蒋正涵,号海澄,笔名莪伽、克阿、纳雍、林壁、万叶等,著名诗人、编辑;在被划入“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两年后,1959年被迫迁居新疆劳动改造。

 

《大堰河》一诗成名

艾青于清宣统二年农历二月十七出生在浙江省金华县畈田蒋村的地主家庭。 1925年,他十五岁时考入县城的浙江省立第七中学(现“金华一中”)。 1928年,他初中毕业后又考入国立杭州西湖艺术院绘画系,次年春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巴黎一家小工艺美术厂做工,工余自学绘画和法文,并阅读了大量哲学和文学著作,参加过《世界》周刊主办的左倾集会以及“反帝大同盟”东方支部的活动。

1932年,艾青回到上海,不久加入“左翼美术家联盟”,并与江丰等一些美术青年,组织了“春地美术研究所”(春地画会),7月在丁玲主编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机关刊物《北斗》杂志上以笔名“莪伽”发表在巴黎创作的第一首诗《会合》。同月,艾青等春地画会成员十二人被逮捕,后被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主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1933年1月,艾青在狱中完成《大堰河──我的保姆》,辗转传出后于次年5月首次用“艾青”的笔名发表于《春光》杂志,获得广泛好评。

1935年10月,艾青经保释出狱,回金华老家,与父母已为他定亲的张竹茹结婚。 1936年,他在江苏武进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教国文,半年后被解聘回家,带妻子去上海。同年,他将《大堰河──我的保姆》及其他八首诗歌结集发表同名诗集,引起全国评论界更大重视,得到著名作家茅盾、胡风等高度评价,一举成名。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时,艾青到杭州蕙兰女子中学任国文和美术教师。

 

从“七月派”到“暴露派”

1937年9月,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周刊)创刊,艾青为该刊主力诗作者,11月又应邀携妻前往武汉,协助胡风编辑改版复刊的《七月》(半月刊),创作《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我爱这土地》、《手推车》、《向太阳》、《吹号者》等名诗,成为后来以“七月派”著称的主要代表诗人之一。

1938年7月,日军迫近武汉,《七月》停刊,艾青与妻子于月底离开武汉南下,经湖南于11月到达桂林,与戴望舒合编诗刊《顶点》。同年12月,应邀为《广西日报》编辑副刊《南方》,次年4月为《救亡日报》编辑《诗文学》副刊。 1936年6月,艾青与十七岁的前武进女子师范学生韦嫈同居,9月一起前往湖南新宁县,应邀在迁此不久的衡山乡村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师,随后赶到的发妻怒而留下刚生下的儿子出走。 1940年6月,他带韦嫈到重庆,再次见到在那里续办《七月》的胡风,不久应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之邀任育才学校文学组主任。

抗战前期,艾青的创作达到顶峰,相继出版四部诗集《北方》(1939)、《他死在第二次》(1939)、《旷野》(1940)、《火把》(1941)和一部《诗论》(1941),奠定了他作为中国现实主义新诗领军者的地位。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国共关系濒临破裂,中共方面动员文化界知名人士离开重庆,前往延安或香港。由于已怀孕的韦嫈坚持于2月先行去了延安,原想去香港的艾青也就在月底追随而去,3月抵达延安,第三天就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和中央宣传部长凯丰的宴请,随后根据其意愿被安排到由丁玲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抗”)任驻会作家,后当选为理事。

1941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整风运动”拉开序幕,一些作家也利用杂文形式公开批评延安的“黑暗”面,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周扬于6月中旬在《解放日报》连载发表长文《文学与生活漫谈》提出反批评;“文抗”的萧军、白朗、舒群、罗烽、艾青五人对其居高临下指责作家非常不满,联名签发萧军执笔的《〈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的文章,引发了延安“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两种文艺思潮的论争,也引起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重视。毛很快就上门探望并宴请他们,使他们颇感知遇,都不曾料到即将到来的文字狱会导致在多年后仍把他们一网打尽。 11月,艾青被安排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在聆听了毛在开幕式演讲的当天就创作了到延安后的第一首颂诗《毛泽东》。同月,参与创办文学刊物《谷雨》,与丁玲、舒群、萧军轮流编辑;又创办《诗刊》任主编。

1942年2月,正式发动“整风运动”。 3月,“暴露派”创作出现高潮,在丁玲《三八节有感》等针砭时弊的作品遭到批评后,艾青应邀在丁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栏发表反批评文章《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强调:

作家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他的竭尽心血的作品,是通过他的心的博动而完成的。

希望作家能把癣疥写成花朵,把脓包写成蓓蕾的人,是最没有出息的人──因为他连看见自己丑陋的勇气都没有,更何况要他改呢?

作家除了自由​​写作之外,不要求其他的特权。他们用生命去拥护民主政治的理由之一,就因为民主政治能保障他们的艺术创作的独立的精神。因为只有给艺术创作以自由独立的精神,艺术才能对社会改革的事业起推进的作用。

尊重作家首先要了解他的作品。作家在他作为作家的时候,不希求在他作品以外的什么尊重。适如其分地去批评他,不恰当的赞美等于讽刺,对他稍有损抑的评价则更是一种侮辱。

次月,在毛泽东​​向他征求“反面意见”后,艾青发表了一篇经毛修改的文章《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显示了其转变:

在为同一的目的而进行艰苦斗争的时代,文艺应该(有时甚至必须)服从政治。 ……立场和态度,是作者和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政治方向相结合的东西。

目前的中国文艺作者应有的立场,当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

说“边区也有黑暗”,是一种夸张的说法。

5月,艾青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将《诗刊》终刊。次月,在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上做了《现实不容许歪曲》的即席长篇发言,将王实味称为“我们思想上的敌人”和“我们政治上的敌人”:

王实味的文章充满着阴森气,当我读它的时候,就像是走进城隍庙一样。王实味文章的风格是卑下的。 ……他把延安描写成一团黑暗,他把政治家与艺术家、老干部与新干部对立起来,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这种立场是反动的,这种手段是毒辣的。这样的“人”,实在够不上“人”这个称号,更不应该称他为“同志”!

此后,艾青被调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并参加“整风运动”,担任秧歌队副队长,积极投入文艺大众化、政治化的活动,下乡体验生活和采风,发表了《野火》、《风的歌》、长诗《吴满有》等颂歌。 1943年3月,他率秧歌队参与延安文艺界劳军团到南泥湾,慰问在那里垦荒地八路军“三五九”旅官兵,与旅长王震结识。 1945年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群英大会,艾青被评为“甲等模范工作者”,随后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艾青在延安期间共发表五本诗集,包括《反法西斯》(1943)、《黎明的通知》(1943)、《愿春天早点来》(1944)、《雪里钻》(1944)、《献给乡村的诗》(1945)。

 

闪过“文艺整风”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艾青奉命率“华北文艺工作团”到张家口,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副院长,1948年,任与北方大学合并成立的“华北大学”第三部(文艺学院)副主任。其间,在香港出版文论《释新民主义的文学》。

1949年1月31日,北平(北京)“和平解放”,次月,艾青奉命参加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军代表身份参与接管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今“中央美术学院”前身之一),3月,参与“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工作并任常务委员,7月在此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和随后成立的“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美协”)全委会委员,9月,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并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候补委员,10月,《人民文学》杂志创刊,他任副主编。此后三年,他出了五本书──诗集《走向胜利》和《欢呼集》(1950)、《新文艺论集》(1950)、《艾青选集》、《新诗论》。 1950年夏,参加“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代表团”访问苏联四个月,其间所写诗歌结集为《宝石的红星》,于1953年出版。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掀起了中共建国后的首次全国性文艺批判和思想批判运动,艾青在其主管的《人民文学》发表《反对武训奴才思想》,但该刊在一年前所登的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朱宁《关连长》等小说及其改编的电影也相继遭到严厉批评。 9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运动”,包括整顿文艺刊物和追究各级负责人的责任,致使《人民文学》编辑部次年2月刊登为《文艺整风学习和我们的编辑工作》的公开检讨,明确点名艾青“应该负主要的责任”,并由此免去他副主编职务,由丁玲接任。 1953年9至10月,艾青参加第二次“文代会”,继续当选“文联”全国委员和“美协”理事,并当选为“中国作协”理事。 1954年7至8月,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经亚、欧、非出访南美,出席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五十寿辰庆祝活动。

艾青此后三年又出书四本──《艾青诗选》(1955)、长诗《黑鳗》(1955)、诗集《春天》(1956)和《海岬上》(1957)。

1955年5月,中共中央发动大规模批判和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随后打击面不断扩大,使得与胡风及他的朋友有过联系者人人自危,大批知名作家、艺术家纷纷表态以划清界线。艾青也在6月发表批判诗《把奸细消灭干净》,其标题成为8月汇编出版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讽刺诗选》的书名,因此也躲过了丁玲等被随后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厄运。

同年,艾青与韦嫈离婚,不久和刚随丈夫调入“作协”人事科的前舞蹈演员、二十三岁的高瑛发生婚外情;高为此再次向丈夫提出离婚的请求,但被其告发并投诉,艾青受到开除党籍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并与高瑛被法院以“重婚罪”各判处半年劳役,监外执行;高离婚后,两人于次年3月结婚。

 

新帐旧帐成“右派”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艺术、学术问题的指导方针:

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1956年6月,艾青恰好出版诗集《春天》,此后两个月作四篇寓言散文诗《画鸟的猎人》、《偶像的话》、《养花人的梦》、《蝉的歌》;次年被聘为《诗刊》与《收获》编委。

1957年5月1月,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上宣布开展全党“整风运动”的文件。 5月17日,“中国作协”机关召开“整风”动员大会;次日,艾青的儿子艾未未出生。不久,中共中央就把“整风运动”改变成“反右斗争”。 7月25日到9月17日,中共“作协”党组相继召开了二十四次扩大会议,把1955年的“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扩大成“丁玲、冯雪峰、陈企霞右派反党集团” ,艾青被作为丁玲的“伙伴”以现行言论新帐和1942年“延安整风”时“暴露派”文章旧帐一并遭清算,再与延安“文抗”老友李又然、罗烽、白朗和丁玲的丈夫陈明一起被打入其中。 9月4日,《人民日报》报导“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以《丁玲的伙伴李又然的老友江丰的手足吴祖光的知心艾青长期奔走于反动集团之间》为题批判艾青的“右派”言行:

长期以来奔走在丁、陈、江丰、吴祖光反党集团和右派集团之间,散布反党言论,并为他们传播消息。艾青到处为丁玲“喊冤”,替丁玲“诉苦”。 ……丁玲还把党要审查江丰的消息告诉艾青,……艾青都一一按丁玲的嘱咐行事。 ……艾青也十分同情陈企霞,为陈企霞受党的批评抱不平。 ……艾青和李又然是反党“老朋友”,他们常在一起谩骂党的领导。艾青和江丰更是亲如手足。江丰受到党的批评后,艾青到处说,这是党“要在政治上一棍子打死江丰”。 ……艾青和吴祖光在一起是“无话不说”的。在吴祖光面前,他诬蔑党内阴森恐怖,说:“党内没有民主”,“党内没有温暖”。并说:“你不是党员还好点”,“党是无情的,专整人”。他向吴祖光表示:“后悔入党,入了党不自由。”……艾青甚至在党的会议上,也散布“党内做人难”,“一批人整人,一批人挨整”等荒谬言论。 ……艾青在道德品质方面,也是极端恶劣的。他一贯玩弄女性、道德败坏。

此后,艾青的诗作也在各大报刊上遭到口诛笔伐,被揭批为讽刺现实:

艾青是一位诗人,去年七八月里他忽然写起寓言来了,……但艾青的讽刺对象却是正面的新事物。

《养花人的梦》等于一篇宣言,鲜明地表现了艾青对“百花齐放”方针的恶意讽嘲。艾青首先讽刺了那位院子里“种了几百棵月季花”的养花人,说他的“院子里呈现出了一种单调的热闹”。 ……他的思想,他的情绪,表现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导力量的不满,对毛主席所提​​出的文艺工农兵方向的牴触。他觉得月季花虽然“专宠”,但“实在寂寞”。艾青对我们的新社会制度(月季花就是它的象征)是不满意的。他觉得它“太单调了”,“太窄狭了”。对于各种各样的花他付以最大的热情。他赞美她们的“轻蔑”,“性格的美”,“倔强的灵魂”……反倒以极度热情去鼓吹资产阶级思想化身的东西向社会主义制度进攻。

他一直是抗拒着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的。他刻薄地说:“现在有一些人,创作不出来了,就搞理论,理论也不行了,就干行政。结果呢,行政管理论,理论又管创作。一层管一层,创作就给管得枯萎了。”

1958年1月9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经过报告》,批准开除艾青中共党籍,并撤销其“中国文联”委员、作协”和“美协”理事、《诗刊》和《收获》编委等一切职务;随后根据毛泽东的指令,《文艺报》于当月开辟《再批判》专栏,发表毛泽东修改的“编者按”,清算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和王实味、丁玲、萧军、罗烽在十五年前“延安整风运动”时的作品,作为“毒草”罪证公布批判。艾青的工资从文艺一级(相当于行政八级)降到行政十三级。

同年4月,艾青夫妇带着未满周岁的艾未未被流放到东北“北大荒”,由十五年前结识而时任农垦部长王震的照顾,被安排到黑龙江省宝清县的“八五二”农场南垣村林场,艾青任林场副场长,是到“北大荒”的一千五百多名“右派分子”中唯一挂职者。

 

新疆建设兵团落户

1959年10月,艾青被农垦部调离“北大荒”,11月,艾青夫妇前往新疆乌鲁木齐,次年8月,他到新疆建设兵团农八师石河子垦区落户。同年,他写完十五万字的长篇报导文学《运输标兵苏长福》,署名“纳雍”;该书于次年1月改名《苏长福的故事》由新疆青年出版社出版,作者署名“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机运处文艺创作组”,艾青于年底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到1996年“文革”前,艾青又以“林壁”、“万叶”的笔名在新疆的报刊上发表了二十多首诗作。

1967年初,“文革”进入“造反派”夺权和武斗阶段,艾青被作为受“走资派”包庇的“大右派”抄家和批斗,全家于5月被赶到沙漠边缘的垦区接受劳动改造,居住在一个地窝棚。由于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等外国来访者的多次过问,艾青于1972年11月被宣布“解放”,终得以搬到石河子新城安家,生活条件有所改善。 1975年5月,右眼已经失明的艾青获准回北京治病。

 

归来的歌

1978年4月30日,艾青在《文汇报》首发诗歌《红旗》,此后其作品相继在全国报刊发表。 1979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为艾青平反,恢复党籍、政治名誉和工资级别待遇;他随后被任命为《诗刊》编委,5月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出访联邦德国、奥地利、义大利;11月,他出席四届“文代会”,当选为“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 1980年4月,“国际笔会中国笔会中心”成立,艾青当选为理事,5月出版复出后首部诗集《归来的歌》,三年后获作协首届全国优秀新诗奖。 1984年底,他出席“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 1985年3月,艾青在北京接受法国驻华大使代表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和文化部授予的法国文学与艺术最高勋章。 1986年1月,艾青诗集《雪莲》再获全国优秀新诗奖。

此外,艾青复出后还结集出版新、旧作十五部──《艾青叙事诗选》、《艾青选集》、散文集《海恋花》、诗集《彩色的诗》、《抒情诗选一百首》 (1980),《艾青诗选》、诗论《艾青谈诗》、诗集《落时集》(1982),《艾青抒情诗选》、诗文集《艾青》、《域外集》(1983),《艾青短诗选》、散文集《绿洲笔记》、诗集《启明星》(1984),评论集《艾青论创作》(1985)。

1989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北京及全国高校学生的悼念活动发展成大规模的“反腐败、争自由”的街头抗议运动。 5月16日,巴金、艾青等一千多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五一六声明》,指出“面​​对学生运动,党和政府是不够明智的”,“镇压学生运动绝对没有好下场”,声明呼吁知识分子“挺身而出,推进民主进程”;次日,七十九岁高龄已行动不便的艾青坐轮椅到天安门广场,探望在那里绝食抗议的大学生。 8月,他当选“中华台港澳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会长。

1991年8月,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张凤洪主编的《艾青全集》五卷,三百余万字,为中国在世作家第一套全集。

1996年5月5日,艾青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寿八十六岁。

艾青作品被翻译为十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去世前任“国际笔会中国笔会中心”副会长。

 

参考资料:

  1. 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3月11日。
  2. 艾青,《现实不容许歪曲》,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6月24日。
  3. 徐迟,《艾青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 》,《人民日报》1957年9月24日。
  4. 臧克家,《艾青的近作表现了些什么? 》,《文艺学习》1957年第10期。
  5. 《北京之春》编辑部,《八九民运大事记(4)》,《北京之春》2004年6月号。
  6. 程光炜,《艾青传》,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
  7. 赵国春,《诗人艾青在北大荒》,《炎黄春秋》2003年第7期。
  8. 高瑛,《我和艾青的故事》,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
  9. 蒋益文,《诗人艾青在新疆》,《西部时报》2008年12月16日。
  10. 叶锦,《艾青年谱长编》,人民文学社出版,2010年。
  11. 侯万里,《艾青来到兵团前后》,《兵团建设》2010年第24期。

来源:张裕:《从王实味到刘晓波:中国当代文字狱囚徒编年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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