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地方政治民国化与逃离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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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央地矛盾的加剧,财政联邦制的出现,地方的民国化也可说明地方政治的本土性在增长。我们可以从国民党中央集权建立在民国初年联省自治的联邦之上,并且为共产党加深,可以看出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地方本土政治与党国体系有着内在而永恒的冲突,被压得几乎死了;但会随着党国的削弱而重新复活,这可以从潮汕等地的农民抗争看出迹象。这是一个地方本土性逐渐上升的过程,而镶嵌在地方与中央的割裂割据关系之中。政治是公共事务,并不是只有政府垄断的才是。党和政府之外一样有政治,如同城聚会的民间政治。地方的民国化还可以从同城聚会的民国化看出。只不过当下的同城聚会不够同城,本土化不足,被中央集权和改革话语所祸害,如果继续下沉和趋于革命,就会从自己脚下做起,从本土话题做起,形而下层面进去本土议题维权,形而上层面比中共更高一步,走向民国认同,这正是地方政治民国化的展现。

“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征文

民国化就是地方性政治上升的进程

去年《环球时报》在双十节的时候,给我们帮了一个大忙,批了一下“民国热”,结果大热起来。民国热在艺术届、尤其是电影届了不得,最近几乎大热的电影都是民国片。在政治经济之外,文化思想领域,民国当归已经是大势所趋。

有微博评论说,近两年图书出版业悄悄刮起了一阵“民国风”,民国的名人、才子、诗人、爱情、教材……民国故事的重读与重写,让众多读者重新回到民国,了解民国。与此同时,影视也掀起“民国热”,连“民国老公”都成了网络热词。

这几年来,南京旅游网站放出消息说,说南京要通过大陆与台湾政治合作,从而上升为直辖市,并且有了特别市“市花,市旗”。重庆民国街在薄熙来手上搞起来,名闻世界。重庆民国街位于重庆两江国际影视城,以“民国历史”为主题的特色街区,重现了民国时期重庆的著名建筑和景致。而海口观澜湖冯小刚电影公社也有了一条一模一样的民国街。

我百度了一下,大连、天津、成都、武汉、苏州、西安、扬州、东莞、湛江、枣庄、泰州、连云港、德清都有或者都在搞民国风情街。此类的已经有十来个城市了,莫非地方城市先民国起来?

地方的很多普通官员人心思变,这个是真的。当然是否与民国化扯上关系,有待观察。从旅游收益的地方财政出发,产生非意图结果。地方政府利用民国符号资源,解除普通人对民国的意识形态洗脑恐惧,都敢扛民国符号抗争了。

民国符号被地方政府利用,反过来地方政府也被民国利用。领导研究世界民主化多年的大卫•戴蒙(David Diamond)认为,各地民主化之初,其间动机常与民主自由抵触,民主往往只是斗争工具而已。但他发现,一旦民主化启动,选民终将取得民主权利。所以,民主化的动机为何不重要,借由民主化为斗争手段是好事。民主化进程中部落的解放与民主是混合在一起的。即使退到部落暴动,也不单纯是部落暴动,因为它镶嵌到全球大局和利比亚的民主化潮流中,被赋予本来可能没有民主政治内容。

去年我去重庆,虽然被重庆当局列为不受重庆欢迎的人,赶了出来,但是对重庆官民皆有的陪都意识,着实印象深刻。我甚至认为重庆当官的,当意识到自己是陪都的人时,共产党体制给他们的烙印,瞬间就消失殆尽,可见本土的陪都意识可以穿越官民之间,甚至是官民矛盾之上的统一性。当不打着陪都与民国的旗帜来批判体制时,那种社会边缘地位就围笼着你。民间议题尤其是维权议题的设置要本土化,不要老是想着中央集权的那一些议题,如财产公开,政体改革,你使不上力气,而且还容易被抓,还有没有社会基础,老百姓不敢或者没动力支持你。

前一阵子重庆雷老先生和成都黄晓敏说,成都重庆的不少工人倾向于民国。看来卡尔.施密特说的不错,阶级神话会被民族国家压倒。这在工人运动历史中比比皆是。我作为农民的子弟,对共党体制下曾是分赃阶层最末端的,破落的产业贵族工人,没有好感,极少为他们维权,也不会为他们在国企改革中的遭遇兔死狐伤。希望共党制造出来的工农差异,将来农民工与小市民的城市内战,在民国宪政的框架下,得以遏制和消化。

伴随着央地矛盾的加剧,财政联邦制的出现,地方的民国化也可说明地方政治的本土性在增长。我们可以从国民党中央集权建立在民国初年联省自治的联邦之上,并且为共党加深,可以看出在共党的统治下,地方本土政治与党国体系有些内在而永恒的冲突,被压得几乎死了,但会随着党国的削弱而重新复活,这可以从潮汕等地的农民抗争看出迹象。

全城市的抗议如厦门PX,可以将本土官员拉回来一些。我设想维权项目主题的地方本土化可以复兴地方自治精神,抗争精英的乡绅化更容易团结乡里。再来一次辛亥革命地方独立自治再联邦之路。有人说,一旦大陆体系瓦解,福建省就会立即寻求加入台湾或者联邦。

这是一个地方本土性逐渐上升的过程,而镶嵌在地方与中央的割裂割据关系之中。政治是公共事务,并不是只有政府垄断的才是。党和政府之外一样有政治,如同城聚会的民间政治。地方的民国化还可以从同城聚会的民国化看出。只不过当下的同城聚会不够同城,本土化不足,被中央集权和改革话语所祸害,如果继续下沉和趋于革命,就会从自己脚下做起,从本土话题做起,形而下层面进去本土议题维权,形而上层面比中共更高一步,走向民国认同。这也是地方政治的民国化。

逃离

地方自治并不是中央集权的让度和自我约束而形成的,而是从本土成长起来的,而且我认为文化或者文化政治的鼓吹,对国体中央政体是有害的,但对于地方自治益处甚大,可以作为凝聚力。太平天国之后,清庭之下的省治势力渐长,就是以本省文化性来对抗中央集权,并从中央集权中分离出去。也就是在中央体制之外设置政治议题。

维权的本土化,地方自治议题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等中央集权议题的疏远和反对,而津津乐道于政改不外乎是中央集权的组成部分,另外一种专制病”大一统”,增加了中央集权的凝聚力。清王朝之下的省治,后来演化为民国的连省自治,是联邦制的。如重庆的陪都意识,如南京的前首都意识,都可以起对抗中央集权的作用。

港独台独新疆独立西藏独立,和中国大陆民间主体性的诉求都在于逃离。年初,港大学生会刊物《学苑》刊出封面故事:“香港民族 命运自决”,高举“香港民族”这个旗帜:“香港民族并非以血缘为纽带,而是以边界、历史、文化加上‘逃离集权、追求自由’的共同心理界定”。

扬州网友刘健说,地方自治的前提是地方力量要成长起来,行动的着眼点不应放在大一统的政治架构上,(如推墙或财产公示)地方力量或基于地方的若干社团的成长应当成为行动着力点。相较而言,无论是可操作性还是行动风险性,后者都有相当的优势。如果说政治是实力的搏弈,那更多的应该是地方与中央集权的搏弈,而不应当仅仅是当权者与反对者之间的搏弈。

在认识政治体制重大问题的宏大叙述,以及各种参与言说,容易获得推动者的标签,好像就是入场的参与者,是其中一员,是在野的政治局委员或常委,自己立场的表态能牵动全局或者政治,从而沉湎于宏大政改方案设计或政体叙事的认识和言说。

其实这是一个幻觉,压根没有任何分量的幻觉。我觉得具有民间主体性的,就是逃离,各种逃离体制的抓捕。从中央集权的议题,能跑到地方本土化的议题,就是成功的逃离了一步,台独港独以及各种地区自治的独立叙事议题,其本质在于逃离中共体制,它并不是一种政改方案,也与民主化转型方案之间距离尚远,首先是一种逃离,先跑出去在说,然后再联合融入加入民国的联邦。就像民国前是先从清庭逃离,然后在辛亥后联合。跑掉是第一位的。不想跑掉,而在中共体制之中设想各式各样的演变,如我说是一种专制病“大一统”,说两句讨论两下就以为自己举足轻重是个大人物。

2002年7、8月间,我与杜导斌、任不寐等人折腾了一场新闻出版署《互联网出版暂行规定》,当时可能尚在国内的浙江民主党王有才介绍,去认识福建民主党负责人老中医林信舒。当时我不识王有才大名,他说我是王有才,我一听不认识,就说你是谁呢,王有才是谁。这么说来说去五六次,我心虚了,说好的好的,然后王有才就给了我林信舒的电话。我去了林家后,云里雾里听他说了他当初提出对日索赔和民主党往事。出来后,一辆警用摩托车闪着警灯跟着我后面,我朝他们翻了一个白眼走到路边。后来没几天就到我家查房。其后我来北京前夕,林信舒起草了一个公开信,要求江泽民全退不要继续担任军委主席,给自由亚洲电台的,要我签名,我说,我管不着他们,他们和我没啥关系,还有我要去北京了,所以我没参加签名。

民国当归之“逃离者”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一段,说逃跑脱离与共和的关系,共和国都是流民之共和,如希腊城邦是东方专制中流亡的人建起来的,罗马共和是特洛伊流亡者建的,威尼斯是中世纪天主教会流亡者建的,荷兰也是欧洲流亡者建的,美国也是,以色列是犹太流亡者建的,华人流亡者曾在马来西亚建过兰芳共和国。如此铺陈,用意在于为49后一个非常强大但缺乏命名的运动做出命名,并且带到公共领域,德国政治哲学博士吴强说,逃离不仅是运动策略,也是话语策略。

我梳理的49后大陆人逃离运动,大概有1,赤祸来袭,大批国人逃离于台湾,这个我作为福建人深有感受;2,深圳逃港潮(诉诸于自由体制的庇护);3,八十年代以来的单位人内心移民,包括逃离入基督教会,以及各种宗教(这诉诸于以财产为核心的社会庇护);4,出国移民潮(诉诸于自由体制的庇护,包括外逃的民运人士);5,公民维权不合作运动(诉诸于法律和社会的庇护);6,回归农村逃离城市(诉诸于土地的庇护);8,民国护照等回归民国倾向;9,各种地方自治独立运动。

这一些运动很强大但没有话语权。当逃离者有了一定安全,开始对本土斯民有了担负,就会接引还没跑掉的,展开大规模的黄雀行动,或者就像《出埃及记》中想说服法老的摩西,试图推动中共改革,期待以希望,试图让本土斯民也自由起来。

黄雀行动注定是少数个体的,就像在德国解放的犹太人一样,并不是整体的,推动中共。改革更是祸害国人,因此,就必须在逃离者中间自己加入民国,是一种“犹太复国主义”,以流亡的因素促成民国更加共和化,乌尔开希参加中华民国立委竞选就有这种方向。

在民国处,自由体制,财产,法律的,社会的,土地的庇护都凝聚起来,共振起来。于大陆本土的民主推动而言,民国归来也是各种问题最后一脚射门的总体性,最后完成,民国是大陆的政治总体性。

逃离者要通过回归民国来避免“历史意义失踪”的问题。广东福建一带到东南亚乃至更远谋生的,已有几百乃至上千年历史,属于大陆黄色土地边缘的海洋文明浸养的,然而没有一部历史书来记录他们,属于历史意义缺失者,历史之失踪者。我几个福建朋友愤愤不平,觉得东南海洋文化优于内陆北方没落的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拯救者,想著史来阐述之。甚至想为明末之海盗倭寇做翻案文章。从事经济商业民生等私域地活动,就进不了历史。

海盗只有威胁政权时,进入政治才在历史上留得一笔。只有辛亥革命时,留洋华侨积极介入革命,资助孙中山乃至参加革命,才在历史中浓墨重彩,占据重要篇章。如今出国潮之移民,出国后只能过小日子,没法融入当地主流,无法获得身份承认,还是历史意义之失踪者,是一种动物版生存。我认为只有模仿晚清民初之华侨,加入民国,致力于民国复兴,才能解除历史意义之失踪者困境。

我认识不少外国籍华人,不满意在大陆投资设厂搞营生,试图推进大陆的社会经济文化乃至政治进步,有着拳拳爱国之心,然而共党体制注定让他们报国无门,紧紧限制在政治参与过程之外,除了挣钱泡妞,其他有历史地位的、有好声誉的事儿都别想做,还是历史意义的失踪者,也就是改革让他们如德国犹太人,能进入政治权力以外的社会领域,但进入不了历史,也进入不了政治。因此,大家必须一起努力设法改变这种政治现状,突破这种不合理的政治局面。

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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