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疑余杰《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余杰的《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以下简称“余文”）开门见山归纳“两条道路斗争史”如下：
“刘晓波被抓和零八宪章发表之后，海内外有良知的中国公民、华人及国际友人（如哈维尔、拉什迪等）纷纷以各种形式呼吁中共当局释放刘晓波和公开支持零八宪章。当然，也有一些以未来中国的总统、总理、议长自居的‘民运领袖’发表若干幸灾乐祸的言论，污蔑零八宪章是向中共‘献媚’。关于零八宪章所引发的争论，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一百年前康（有为）梁（启超）与孙（文）章（太炎）之间就发生过，在胡适与左倾的民盟诸君之间也发生过。刘晓波的道路是康梁的道路，是胡适的道路，是改良的道路，是渐进的道路，是非暴力的、‘和平演变’的道路，是文化启蒙与人格更新的道路；而与之对立的，则是孙章的道路，是左派的道路，是激进的道路，是革命的道路，是暴力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冤冤相报、以暴易暴的道路。晚近一百年来，极其不幸的是，中国在多个历史转折关头都选择了后者，而抛弃了前者，从而酿成了不断地以更加严酷的专制取代不那么严酷的专制的悲剧。”
由此而来，余文描述了“两条道路”对立的特点及其一脉相承的代表人物，可以简略地概括如下：
1）改良的道路——渐进的、非暴力的、“和平演变”的、文化启蒙与人格更新的道路：一百年前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三十年代末期的胡适—现在的刘晓波；
2）革命的道路——激进的、左派的、暴力夺取政权的、冤冤相报、以暴易暴的道路：一百年前的孙文和章太炎—三十年代末期“幻想与中共‘肝胆相照、同舟共济’”的章伯钧、罗隆基等左倾的民盟诸君—现在“与法轮功结盟”的范亚峰（国内）和袁红冰（海外）。
同时，还隐含了作为改良或革命对象一脉相承的当权者：
0）专制的道路——保守的、右派的、暴力维持政权的道路：一百年前的清廷—三十年代末期的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现在的中共胡温当局。
稍为了解一点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不难看出以上排比的不通之处。笔者在前三篇质疑文《“改良派”的道路就是非暴力的“和平演变”的道路吗？》 、《“专制立宪”还是“民主立宪”？》和《“诤友诤臣”还是“独立学人”》中，已经指出了余文“两条道路斗争史”的一些“有违史实和自相矛盾”的硬伤所在，尤其是时空错位和张冠李戴的问题，“三十年代末期”其实是把“三十年代初”和“四十年代末”的两群根本不同争论对象的不相干事件混为一团；同时也以事实质疑了“康梁—胡适—刘晓波的道路”一脉相承的归纳，指出了其似是而非之处。
其实，余文“两条道路斗争史”更明显不通的还是另两条道路的一脉相承。“专制的道路”的各政权其实并非一脉相承，而是彼此更对立三个，但还可以说它们至少有“专制”的形似，但同时与其更对立的“革命的道路”，却明显不应该是余文归纳的那种“一脉相承”。
即使根据余文的定义、逻辑和相关人物，对于全中国而言，基于事实的三条道路大致应该是：
0）专制的道路：清廷—[北洋政府袁世凯、段琪瑞等—]国民党蒋介石—[共产党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当局。
1）改良的道路：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梁启超、章太炎、胡适、张君劢、鲁迅]—胡适、罗隆基、章伯钧、[张君劢—章伯钧、罗隆基]—刘晓波、范亚峰；
2）革命的道路：孙文、章太炎—[孙文、蒋介石、陈独秀—陈独秀、鲁迅、]毛泽东—[蒋介石、蒋经国、胡适—蒋经国、王炳章、]袁红冰。
以上括弧里补充了这几条道路在其它历史时期的并存，因为各派人物在发生政权更迭前后的道路选择变化，往往更能说明其真实性质，尤其是否坚持“非暴力”。革命爆发以致导致政权更迭，往往是不以个人尤其是“改良派”的愿望为转移的，平时共性明显的“改革的道路”由此一定会分道扬镳。笔者在《“改良派”的道路就是非暴力的“和平演变”的道路吗？》中已提到，康有为坚持效忠被推翻的清廷，并支持暴力复辟，梁启超则转向加入民国新政权继续其改良道路，不惜以暴力反复辟以维护共和。当蒋介石的国民党通过“北伐革命”以战争推翻民国北洋政府时，胡适、张君劢等“体制外改良派”虽不支持但也不反对这种暴力变革，后来还加入体制内以图“宪政改良”；而鲁迅那样的改良派则转向支持共产党的“继续革命”。当共产党的“暴力革命”引发内战并得以建立新政权时，胡适、张君劢、罗隆基、章伯钧等“宪政改良派”也分道扬镳——胡张虽都继续坚持对国民党政权的改良，但胡在内战中坚决站在国府一方并在败退台湾后一直支持以武力“光复大陆”；张则坚持反对内战、主张和谈，在大陆变色后流亡香港，拒不接受中共拉拢，但也反对以武力“光复大陆”；章罗在共胜国败的转折时期转向与共方合作，以加入新政权继续其“改良的道路”。
由此可见，在以上已故历史人物中，只有梁启超、罗隆基、章伯钧、张君劢四人能一生坚持改良信念，即使改朝换代后进入新政权也不改初衷。不过，惟有“中国宪政之父”张君劢才是始终坚持“和平演变”的先驱，而其他三人则都曾支持以“暴力夺取政权”来推动宪政改良。
胡适虽然一直坚持对民国非共政权的改良，但也从来没有一概而论地反对“暴力革命”，早在1920年代初他主张“好人政府”的改良主义道路时，就明确说过：“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地改良他。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革命手段的必要了。”因此，他既未否定“辛亥革命”，也不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北伐革命”，更支持蒋介石使用武力“反共复国”，1954起还担任了“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极力劝阻蒋后来一度想恢复的国共和谈。将“反共复国”“光复大陆”归于“革命”当然会有争议，但至少在两蒋时代的国民党政权就是如此自我定位。彼此对立的两派政治势力都自称“革命”而以此否定和打击对方，这在“革命时代”是很普遍的，本文不作“真假革命”的判断，只是把占据全国统治地位的一方依例归于“专制政权”，而照用试图推翻此政权的一方自许为“革命”。
正如康有为虽然是对清朝从一而终的“改良派”，但对于民国却是不惜使用暴力的“复辟派”，胡适虽然坚持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和平演变”，但至少对于中共政权而言，“胡适的道路”就并非如余文所说“是改良的道路，是渐进的道路，是非暴力的、‘和平演变’的道路”，反倒可以说是“与之对立的……激进的道路，是革命的道路，是暴力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冤冤相报、以暴易暴的道路”！余文一方面称赞“胡适的道路”与中共强权势不两立的先见之明，另一方面又无视胡适支持蒋介石“反共复国”也是“暴力夺取政权的道路”，既有违史实也自相矛盾。
至于目前在国内合法从事律师职业的范亚峰，余文指控说：“今天在国内有范亚峰，在海外有袁红冰，一个类似刘邦，一个类似项羽。以范亚峰而论，虽然自称基督徒，但毛选对他来说远远重于圣经。他企图绑架数千万家庭教会信徒，使之成为其政治野心的工具，并与结盟，共同推举所谓的‘总统’和‘总理’。他则躲在幕后操纵，以国师自居。对于不愿加入他的‘棋盘’的人士，则统统要打倒之”。但并没有提供任何“类似刘邦”以暴力颠覆暴秦的证据，根本无法使人相信范的言行与刘晓波等人的“和平演变”主张有何根本对立之处。退一万步说，即使真有范主张革命的证据，就象被中国当局绑架回去以其在海外鼓吹过“暴力革命”而判处无期徒刑的王炳章那样，反倒证明他们在反对共产党专制方面倒是“胡适的道路”的继承者。而且，无论刘邦的主观意图多少自私，他“以暴易暴”颠覆暴秦的史实早有众所周知的公认：他开创的汉朝比暴秦开明而宽松得多，其后还产生过史书上评价最高的“文景之治”，恰恰相反于余文断言“晚近一百年来”的那种“历史规律”——“以更加严酷的专制取代不那么严酷的专制的悲剧”。余文还把手无寸铁的范亚峰比做统兵数百万的毛泽东，等于说蒋介石相当于秦二世甚至秦始皇，那么自许为蒋“诤臣”的胡适成了什么人呢？怎么又值得高度称赞呢？可见余文附会历史人物到了多么不顾事实和逻辑，多么任意剪裁又自相矛盾地步。何况，余文也根本没有提供刘晓波与范亚峰发生过任何“道路之争”或其它争论的证据，更没有提供任何范有暴力言行的证据就作如此严重的指控，这哪里是真在推崇的“胡适的道路”？分明比当年以公开信暗示“陈独秀托派”人士为“汉奸”的“鲁迅的道路”有过之而无不及，显然不能采信。
在中国的历史上，至今所有因“革命”而导致的改朝换代，从“汤武革命”算起，虽然大致都符合余文所概括的“是暴力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冤冤相报、以暴易暴的道路”，但是除了极个别例外，都不符合余文所归纳的“历史规律”，倒正好相反，基本都是以“不那么严酷的专制”取代“严酷的专制”。余文断言“晚近一百年来，极其不幸的”的例外“历史规律”也不符合史实。
近代的民国取代清朝并非例外。无论如何评价民国开国元勋孙文、袁世凯及其开创的国民政府和北洋政府时代，但是作为“开明专制”，比起晚清时代的腐朽没落——从镇压“戊戌变法”，历经利用“义和团”排外引起“八国联军”入侵和“庚子赔款”，到“皇族内阁”统治倒行逆施镇压民间“保路运动”，以促成“辛亥革命”成功而告终，还是要“不那么严酷”且朝气蓬勃得多。因此，以梁启超为代表前清“立宪派”主流，都义无反顾地坚持民国法统，与康有为等“保皇派”一刀两断，并不惜以武力相向。虽然他们的改良道路仍不成功，但也没有遭到前清曾有过的那种残酷镇压。在民国无论哪届政府治下，“改良派”尤其是“体制内改良派”的命运都比他们的前清前辈要好得多，即使改良失败，不但基本没有性命之忧，而且往往都能全身而退，到学界或工商界发展，并有不少获得成功。
国民党政权取代北洋军阀政权是否例外，虽然目前有些争议，但是那些认为蒋介石政权比北洋政权是“更加严酷的专制”的论者，往往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其所取代的并非早期较为开明的专制，而是经过北洋军阀混战而非革命“不断地以更加严酷的专制”出现的张作霖政权，是最无合法性或民意基础的地道“僭主”政权，也是最无改良前途的军阀政权，无论在哪个方面都难以与取代它的“一党专制”的国民党政权相比。正因为如此，除中共等左派要“继续革命”以外，当时的各派政治力量尤其是“改良派”，无不接受国民党政权统一全国，连胡适等温和派学者也逐渐大批进入体制内以图改良，使得蒋介石的专制至少不比张作霖的专制“更加严酷”。
现代的共产党毛泽东政权取代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是中国“革命史”上几乎唯一的例外，的确是“以更加严酷的专制取代不那么严酷的专制的悲剧”，但仅这一例显然不足以归纳为余文那“历史规律”。否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纳粹政权、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和日本军国主义政权，都是通过“改良的道路”上台的，也都是“以更加严酷的专制取代不那么严酷的专制”甚至民主的，不是更有理由归纳为“历史规律”了吗？
“胡适的道路”无论是否成功，也只是非共政权下的“改良的道路”，而他本人更一直坚持与任何共产党政权势不两立，从不相信其“改良的道路”——无论是作为“独立学人”还是“诤友诤臣”能够适用于中共专制之下，因此他最终只支持“反共复国”的道路。换句话说，“胡适的道路”对于不同的专制政权是有选择性的，是区别对待的，至少“一分为二”——对非共政权是“和平演变的道路”，对中共政权是“暴力夺取政权的道路”。
胡适在台湾雷震被判刑后沉默至死，说明他已对“和平演变的道路”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至少已不在这方面对他已公开表示“太失望”的蒋介石政权继续抱以任何希望；如果他那时仍有忍辱负重情结的话，那就是蒋介石坚持“汉贼不两立”是“反共复国”的唯一希望，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胡适的道路”，其实最终成为一条基本把希望都寄托在一个“开明专制者”蒋介石身上的道路，成功的概率之低可想而知。余文以台湾的民主变革来证明其成功，即使不谈比他实际贡献大得多的国民党蒋经国、李登辉和前“党外”后“民进党”的那些非“胡适的道路”，其实仍忽视了“胡适的道路”的有选择性和全中国性，至多只能说明他对国民党政权的可改良性判断没错，但并不能证明他对共产党政权“太坏了不能改良的”判断也没错，更不能证明他选择的基于先实现台湾民主后“光复大陆”的道路，就比章罗选择的直接对中共专制进行改良的道路更有成功的可能性。余文一方面赞扬对中共改良不抱任何希望的“胡适的道路”，鄙视对中共改良抱有希望并付诸行动的“章罗的道路”，并幸灾乐祸他们因批评当局而遭致打击“无一幸免”；另一方面又谴责对中共改良也不抱任何希望的“XXX的道路”（XXX为余文中谴责的任何反对中共者），推崇对中共改良抱有希望并追求与之“良性互动”的“刘晓波的道路”。这种双重标准的自相矛盾显而易见。
综上所述，在针对中共专制政权方面，“刘晓波的道路”和“张君劢的道路”更为接近，与“罗隆基的道路”也只有体制内外改良的明显差别，但与“胡适的道路”则基本是对立的两条道路，使用余文中语汇则是：
刘晓波的道路是张罗的道路，“是改良的道路，是渐进的道路，是非暴力的、‘和平演变’的道路，是文化启蒙与人格更新的道路；而与之对立的，则是”胡适的道路，“是激进的道路，是革命的道路，是暴力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冤冤相报、以暴易暴的道路”，虽然也“是文化启蒙与人格更新的道路”。
也只有在最后一点的抽象概念上，这两条道路能找到共同点，但具体而言，以与两条道路都相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启蒙”，对专制政权性质可否改良，对改变专制是否需要革命和可否使用暴力，则会有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诠释，“胡适的道路”对不同专制的“一分为二”也正在于此。
“胡适的道路”可以改为对共产党专制的“非暴力改良道路”吗？这也仍然是一个问题。
2009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