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春夏之交，百万字巨着《墓碑》在香港公开出版，旋即成为一个历史事件，因为在此之前，三年大饥荒只存在于民间零散的讲述，在独裁政权教科书中，饥荒又变成“自然灾害”，被一笔带过.纵观中共官方历史，众多血腥杀戮都被一笔带过，比如土改、镇反、新疆和西藏的屠杀、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直至晚近的天安门大屠杀，死亡数字从来都是糊涂账.草菅人命已经成为国家稳定的必要手段——不少体制内文人，过滤这种种腐屍堆积的“民间故事”，模仿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西方意识流手法，调配出“超越人性、阶级和国家”的“永恆文学”。这些高度技术化的、分寸拿捏恰到火候的文化产品，在国内能够出版，在国际能够得奖。而得奖指标又成为“大国崛起”的指标——让最重要的国际奖项沦为十几亿人口的洗脑工具，是后极权中国的一大发明。
价值混淆的当口，杨继绳的《墓碑》恰逢其时地出现.历史记载反证了文学创作的苍白。在新中国几十年，灭绝人性的现实一而再、再而三地嘲讽文人们急功近利的提炼和构思。《墓碑》翔实记载了这场发生在“和平时期”的灾难——据不完全统计，全中国饿死3600多万人，人吃人的案件达1000余起。在人类历史上，毛泽东一手制造的这场死亡浩劫，领先于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和斯大林的大清洗，成为天下第一。而饿死的过程漫长而残酷，人在饥饿面前，为了苟延残喘，道德人伦、理性尊严荡然无存。好死不如赖活着，哪怕像畜生一样活着，哪怕比其他人晚死一天两天。在这一点上，希特勒的毒气室和斯大林的秘密处决，也比毛泽东的饿毙来得快捷、仁慈许多。
杨继绳最初的死亡记忆来源于父亲，大饥荒肆虐不久的1959年春天。他说：我们家屋门口的榆树已经只剩下剥掉了皮的树干，根都被挖了出来。进入屋内，看到父亲半躺在床上，眼窝深陷，皮包骨头.没过三天，他就死了。成为3600多万饿殍中的一员——这一刻注定了杨继绳一生的命运，他立志要成为新闻记者，但独裁之下无新闻，因为“毛泽东的权力从人们的脑子延伸到他们的肚子。”杨继绳在书中写道，“不管中国人的脑子里想什么，肚子里吃什么，全都受到毛泽东的控制……他的权力延伸到中国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座工厂、每一个车间、每一户家庭。”
在几十年记者生涯中，杨继绳跋涉千山万水，深入了全国12个省的数百个县，通过各种渠道，接触了大量封闭的档案资料，採访了大量大饥荒的倖存者。再经过长时期的甄别和整理，直到进入暮年，才水到渠成。书中骇人听闻的叙述比比皆是。如安徽全省饿死的人在五百万到六百万之间，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在安徽亳县，由于吃人肉的情况不断发生，出现了人肉交易市场，农民摆摊设点或流动串乡买卖人肉。
杨继绳说，《墓碑》在40年前出版我会被枪毙，30年前出版我会坐牢，现在毛泽东作古多年，阴魂不散，《墓碑》也只能是流入盗版市场的禁书。如今这禁书已经有了英文和德文版，并获得以《通向奴役之路》作者命名的哈耶克奖.这样漫长的地下写作，令人想起汉代司马迁，被独裁暴君阉割之后，于奇耻大辱中撰写《史记》。杨继绳没像他同时代的多数人，从精神上被阉割，也没像他同时代的极少数先烈，如林昭等，从肉体上被虐杀，受益于父亲之死赋予他的使命，罪恶一定要被记载，只有记载下来，将来的人们才会“以史为鉴”。他是为历史而活，或者活在大饥荒的历史中。正如索尔仁尼琴活在《古拉格群岛》中，监狱成了他的信仰，他贯穿始终的人生动力。他说我是一头小牛犊，我要朝一个方向，一直抵下去，直到抵断这棵暴政的大橡树。
我们明白，人类设立的奖项多如牛毛，因为生而为人，甚至生而为动物，都有对荣誉的本能渴求。我们明白，这个小小的自由写作奖，对公众的影响力，远不如东西方的若干大奖，甚至不如共产党的孔子奖、矛盾奖.然而，这是被独裁体制排挤和打压的自由写作群体，所设立的瀰足珍贵的奖，我们此前的十余名获奖者，既是异端中的佼佼者、历史见证者，也是汉语文学不可或缺的闪亮环节。
即便如此，亲爱的杨继绳，你划时代的成就也超出我们赋予你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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