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外交和国际关系，有句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可是，毛泽东当年不讲这个，或者对“利益”的理解与众不同。他先是一边倒，倒向苏联，而与西方国家交恶，于是新中国遭受西方的经济封锁。接着又跟苏联闹翻，苏联的专家和援助也撤了。一时间，世界上凡经济发达的国家都成了“帝修反”，全是敌人。乐意不乐意中国也只能昂起头来“自力更生”。而且，毛泽东非要领导世界革命。但是，要想当头儿就要笼络部下。于是，贫穷的中国还要勒紧裤带援助亚非拉的穷弟兄。糟糕的是，穷弟兄里“白眼狼”居多，翻脸不认人。毛泽东“世界革命中心”的梦到头来闹了个竹篮打水。1971年，他不得不与美国和解，因为苏联的威胁太大了。直到最终闭眼，毛泽东也没把经济利益放到外交的中心区，中国差不多还是“闭关锁国”的状态。
邓小平改弦更张，打开了国门。他首先认定“要和美国搞好”，因为他看清了：“凡是和美国搞好的国家都富起来了”，尤其是日本和四小龙。其实邓小平并不怎么喜欢美国，但也跑去示好，为的是利益。邓小平成功了，西方把经济壁垒逐步拆去，外资外企，先进的技术设备和企业管理制度大量流进中国。而“中国制造”则流向世界，尤其是巨大的美国市场。中国经济就此开始起飞。
邓小平还定了一条外交策略：不当头儿，彻底抛弃了毛泽东总想“领导世界革命”的那份雄心。不仅“世界革命”那样虚妄的事，在许多事情上，“当头儿”都是赔本买卖，要承担比别人更多的责任，而履行责任就要“出血”，而且花了钱还常常不落好。所以，不当头。在维持世界秩序，平息局部乱子和麻烦方面，不当头意味着不掏钱或少掏钱，还少费神、少招人恨、少惹一身骚。麻烦事有世界警察美国出头呢。
尽管在邓小平时代初期中国对西方摆出了谦虚的微笑，还如饥似渴地学习和模仿，但邓和领导层心里早有主意：技术和经济可以模仿，政治吗，却不能走西方之路，政权决不松手。可西方却曾一厢情愿地以为中国即将改革专制，代之以民主。梦想中的西方对中国释放了不少善意，不再敌对，取消了经济和技术封锁，还给了一些贷款和援助。为了不让西方再度警觉起来，再把中国当作对手，邓小平还有一招：韬光养晦，放低身段不张扬，闷着头搞经济，先强大起来再说。
但1989年的六四镇压一下子暴露了中共无意走民主道路。专制的中国强大起来会不会成为西方的新威胁？尤其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警惕的目光开始转向中国。但是，中国太幸运了。911极大地牵制了美国。阿富汗、伊拉克、伊朗、北朝鲜，一个接一个的泥潭和麻烦陷住了美国，他哪还顾得上中国。而且，西方一直都在低估中国。西方学者，包括在西方的华裔学者起了很大作用，他们大都“唱衰”中国，大谈中国的严重问题，一次又一次预言共产党垮台，中国经济崩溃。他们麻痹了西方的警觉。当西方政界终于认清这些预言多么不靠谱时，中国已经成长为经济巨人。
中国的经济起飞也恰逢历史上最佳的国际环境。外部威胁几乎没了，没有任何国家真敢或真想侵犯中国。经济环境空前有利：全球化带来贸易壁垒降低，国际资本流动的障碍大减。于是，中国以廉价劳动力和不断改进的投资环境，还有广阔的市场，吸引到国际资本蜂拥而入，对外贸易爆炸式增长。外资外企和外贸在中国的经济腾飞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少学者指出，在全球化过程中（包括WTO），中国是世界上受益最大的国家。中国的改革开放赶上了全球化浪潮，这是幸运。但是，能够充分利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又离不开中国自身的条件，更有外交谋略。
自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的外交谋略贯穿着实用主义。别管对谁，给红脸还是白脸，给胡萝卜还是挥一挥大棒，都为了一个目的：争取最大利益。
中国认准了，决不能和美国闹僵，跟美国对着干的还国家没有一个能够繁荣发达。虽然举国上下很多人对美国一肚子气，尤其在美国炸了中国大使馆和中美飞机相撞之后，反美情绪高涨，但是，中国政府还是忍了，不和美国闹翻。中国也是“双重标准”：哪个小国敢邀请达赖或卖台湾武器，就来厉害的，大减人员和经贸往来，给他个“制裁”。而美国做了同样的事呢，中国则是嘴上抗议，实际行动很少。美国太强大了，制裁不了反伤了自己，中国看得很清楚。
中国再也不像毛泽东时代傻乎乎的支援“革命兄弟”了。对外援助仍然有，但都有利益的精明计算。有人会说，中国不是还傻乎乎地给北朝鲜“输血”么？这是没看清中国得到的巨大利益：如果不输血，北朝鲜真可能垮掉。然后呢？一个统一的大韩国就顶在了中国的家门口。而且，别指望这大韩国还会像今天这样客气，他不仅完全站在美国一边，八成还要跟中国“闹事”，比如领土问题（如今在黄海划界上已经有争执）。因为有北朝鲜这个强敌，南韩实在不敢得罪中国，这才忍着不闹。
不仅北朝鲜，还有其他的“流氓国家”，都对中国有好处。他们把美国这个警察累得气喘吁吁，顾不上对付中国。所以明里暗里，中国总要帮他们一把，可别让美国给整垮了。不是中国喜欢“流氓”，而是为了利益。一句话，实用主义。
中国也开始又援助非洲国家了。但可不像毛泽东时代为了革命或友谊，而是为了经济利益。非洲有丰富的资源，中国当然要下手。但遇上了问题，不仅西方指责中国掠夺资源，非洲也有人抱怨中国是“新殖民主义”。所以，不出血不行了，行善式的援助不得不搞一些，堵西方的嘴，消解非洲人的抵触。
除了“资源国家”，中国对许多其他小国也在“撒胡椒面”。这“胡椒面”不白撒，换回那些国家“支持中国的核心利益”。而且，中国的援助与西方不同，从不附加保障人权、防止贪腐之类的政治性条件，而经常附加经济条件：要从中国进货，要由中国承包工程。
中国对待俄国（苏联）更是实用主义。毛泽东把苏联从老大哥弄成了中国最大的敌人。邓小平呢，先是继续与苏联为敌，还发动战争，“教训”苏联的爪牙越南。这也是向西方显示自身“价值”：在与苏联对抗中，中国可扮演“有分量的盟友”，以期得到西方更优厚的“待遇”。
当苏联解体，不再是西方的大敌，中国再与俄国对着干就没意义了。何况俄国有中国需要的资源和先进武器，俄国还保持了某种程度的专制，而与西方依旧格格不入。尤其到了今天，俄国同中国一道受到美国的压力，于是，有很多理由让中国与俄国做“朋友”了。为了“做朋友”，中国不惜在边境争端中做出重大让步：与俄国划定了边界，对于沙俄夺走的几百万平方公里国土，彻底毁掉了讨要的可能性。这也是实用主义，反正在可预见的未来肯定无法讨回，干吗总让问题悬着，成为两国走近的大障碍呢？
在得到俄国的石油、天然气、军事装备的同时，中国又小心地和俄国保持距离，不想弄成盟友的样子，使西方对中国增加敌意。最近，美国和北约把“劲”用到了俄国身上，中国乐得轻松一些，决不会因为“朋友”的关系替俄国分担一点西方的压力。
对日本也是实用主义。恨归恨，生意照样做，经济关系没受太大影响。这是因为：中国从日本得到的经济好处一点都不比日本从中国得到的少。
总之，中国的对外政策早已经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愚蠢。替代“领导世界革命和反帝反修反霸”宗旨的，是争取最大利益。这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
（未完待续）
来源：华夏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