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以发表女权主义观点为生的人，经常会有朋友给我发一些文章，配上一句“这个你能写写么？”、“你怎么看这个？”每次都让我有种“一秒变元芳”的感觉。这些给我发文章的朋友，有些（往往是男性）抱着一种“看女权主义者如何炸毛”的心态，而更多则是如鲠在喉的女性朋友，觉得有什么不对劲、觉得被冒犯了，却不知道如何回击、不便回击或者懒得回击。
这一次我的女性朋友发来的是这样两篇文章《真正的大小姐是这样的》、《上海滩最后的大小姐108岁仍擦香水穿高跟鞋》，讲的是民国时期的百货公司千金、政府高官闺秀、外交官夫人们的简短故事。这类文章在微信朋友圈里总是不乏男女拥趸，我的女权主义朋友对这样的文章感到不舒服再正常不过：它们再次告诉女人要如何做一个完美的凝视对象。
这类文章反复地讲着一个故事：
从前有个女孩，她出身高贵，美丽窈窕，才华出众，领一时风尚，谈了一个或几个万众瞩目的恋爱，之后嫁为名人妇成为贤妻良母，她到老到死都坚持优雅。
女主人公的标签往往是“最后的贵族”、“末代名媛”。故事里必不可少的元素是这些：高跟鞋、香水、旗袍、咖啡、名车、舞会、诗歌、豪门。这些故事都有同一个暗示或明示：女人就应该这样。
这样的文章通过讲述一个让人心驰神往的童话故事同时做了两件事：正当化特权和男权。
要怎么样才能成为她们？首先要有高贵的出身和优渥的生活，简单来说，就是要有钱。有钱当然不够，还要有教养，但是什么教养呢？完美符合男权社会对一个“好女人”的凝视要求的教养，美丽精致身材好、言谈有文化但含蓄收敛、最好有几项才艺、有情趣又不能太风流、嫁为人妇就相夫教子从一而终……
这样的故事里，大闹议会的唐群英、要赏懦弱男子一刀的秋瑾、叛离父亲与男友的萧红等等真正具有现代女权意识的女子是不可能出现的。
然而这样的双重政治不正确为什么能在公共传播中大行其道、让那么多人买单呢？不妨再从这些故事的讲述方式上找答案。一篇文章在讲到上海永安百货大小姐郭婉莹时特别提到，即使在“文革”中，“她永远不变地讲究与优雅”，她穿着旗袍去清洗马桶，穿着皮鞋站在菜场里卖咸蛋；另一篇文章说的是外交官夫人郑念，讲到她在文革中遭到关押审讯，曾十多天双手被反扭在背后，有位送饭的女人劝她高声大哭控诉双手将要残废，而郑念想的是“这实在太幼稚，且不文明”。类似的细节在故事里一再出现，让人恍然大悟：这是一种拿“民国红粉”们说事的另类伤痕文学。
文革结束前，强调阶级视角、反对特权的左翼文化被利用作发动残酷政治斗争的意识形态工具，成为暴力伤害被斗争对象的借口，因此政治斗争在国民心中留下的阴影和创伤被打上了鲜明的左翼文化标签。文革之后政治体制并未发生根本转变，人们在反思文革伤害时，只能归咎到意识形态层面。
久而久之，民众的文革创伤被转化、内化为对左翼文化的拒斥心理，体现为告别革命论、素质论、民粹论等等，伤痕文学是其典型表现方式之一。
80年代以后，中国虽然不再拒斥资本与市场，但意识形态依然由官方垄断，呈现平民化、集体主义等左翼色彩，反特权的左翼文化仍常以反腐败的形式被利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这些都提醒着人们文革阴云从未远去。但人们依旧只敢归咎于左翼文化，而不是利用左翼文化的专制本身。因此各式各样的伤痕文学依然有其市场，其中寄托的从来都是人们对现实政治的恐惧和不满。
然而这种不满从来不能直接地表达，总要寻找一种相对安全又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抒发方式，于是“民国红粉鸡汤”就成为了其中一种选择：这“只是”一些女人的故事，安全系数很高；以赞美“贵族”的方式区别于“平民”的主流文化，又适应了与市场经济相伴相生的人们对上层阶级的崇拜和向往；以歌颂缅怀“上一个时代的美丽女子”暗贬毛时代“铁姑娘”式国家女权主义，又讨好了依然强大的男权文化。
“民国红粉鸡汤”以正当化特权和男权的方式抵制着意识形态垄断，实际效果成了对现代文明的反动，这不得不说是这个特殊时代又一例扭曲而可悲的文化现象。
来源：作者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