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相比古典经济学的“物-均衡”框架，奥地利学派强调的“人-秩序”框架对市场的认识更为接近真相。这种更接近真相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抵抗各种计划体制对市场的威胁。
正确地“认识”市场非常重要，上世纪计划体制的流行就与古典经济学家对市场的认识不够准确有着直接的关系。
古典经济学家对市场的认识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见物不见人”，他们不仅把财富等同于“剩余的财物”，而且还把生产财富的因素概括为“生产要素”，即土地、资本和劳动等，如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穆勒就认为一个社会生产的增加依赖于这些要素的增加与改善。他们还从物的角度理解“价值”，如李嘉图就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投入物的耗费。还要指出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物”是抽象的“总量”概念，是指某“类”商品或要素，而不是具体情境下人们使用的“物”。古典经济家正是把要素及其产品作为抽象的“物”来研究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问题的。
二是“均衡”的方法，古典经济学家使用均衡，尤其是供求均衡法研究“物”的价值和运行，比如穆勒，他不像李嘉图那样认为所有商品的价值都由生产的耗费决定，而是认为某些商品的价值是由供求状况决定的，后来新古典经济学延续了这种均衡分析法，并把它“发扬光大”。
古典经济学家用简化了的“经济人”代替真正的人。“经济人”是可以用“函数”描述的人，使用同一个函数描述的人当然也是同质的，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也是这么做的。“人”和“物”其实被同样处理，无非“人”是用函数描述，而“物”是用其本身的物理属性描述。实际上，在均衡的分析方法中，个体的人已经不存在了，变成了劳动力，或人力资本这样的物。
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所隐含的是，当达到均衡状态时，所有人都达到最优状态，换句话说，个体是否实现最优不取决于他本人的行动，而是取决于外部的状态。因此，最重要的就是实现外部的均衡。这就给干预主义和计划体制可乘之机。按照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市场自身不能达到均衡，即存在所谓的“市场失灵”，需要外部纠正，使之达到均衡，这样，所有的个体都实现了最优。
这一思想为干预主义，也为计划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因为，无论是“干预”还是“命令”，都是实现均衡的手段，既然可以用“干预”来纠正价格实现均衡，那么也可以直接用“命令”来取代价格实现均衡，干预和命令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实现均衡目标的手段。
因此，要使市场经济免受干预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威胁，就需要重新认识市场，回到以“人”为核心的市场观。奥地利学派给我们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市场观。不同于古典经济学把“物”作为市场的主角，奥地利学派把“个体的人”作为主角，认为“价值”取决于“个体的主观评价”，而不是投入“物”的耗费。对个体的人的重视还体现在奥地利学派把“企业家”视为市场的驱动力，在企业家的驱动下，市场是一个“过程”，而非“均衡状态”。无数人的行动将产生“秩序”。
在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中，“均衡”的意思是“最大化”，而“最大化”与“干预”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因为干预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最大化。为了实现最大化，政府可以把市场当成(资源配置的)手段，当成干预的对象，这往往意味着个体利益的牺牲。“秩序”一定程度上也有“均衡”的含义，当出现某种秩序时，意味着达到某种“均衡”，但这里的均衡不是“最大化”，而是哈耶克所说的“计划的兼容”，即个体实现了他的计划。“良好的秩序”与“个体的计划”之间不仅是兼容的，而且也是相辅相成的，当不同的个体实现其计划时，也意味着形成了某种秩序，反过来，一个良好的秩序也有助于个体实现其目标。
那么良好的秩序需要什么条件呢?它有赖于良好的“制度”。没有良好的制度，就没有良好的秩序。良好的制度，如道德、习俗与法律本身就发挥着协调不同人行动，从而产生秩序的功能。在良好的制度、特别是保护私人财产权的制度的基础上，将产生价格，而价格对于人的行动的协调，对于良好的秩序是必不可少的。当我们把市场理解为“秩序”，干预主义和计划体制就失去合法性，因为干预主义或计划体制在追求最大化时，必然会破坏协调人的行动所必不可少的“制度”，特别是私有产权制度，这样秩序将受破坏。
可见，相比古典经济学的“物-均衡”框架，奥地利学派强调的“人-秩序”框架对市场的认识更为接近真相。这种更接近真相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抵抗各种计划体制对市场的威胁。
来源:人文经济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