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还没有迈出学校，各色人等都来教导我：“社会复杂得很，比不得学校单纯，人心险恶，处处陷阱。”我姑妄听之。心里想：“没什么了不起，处处与人为善，它能复杂到哪里去呢？”
首先工作的一个学校，离老家远，生活极端不方便，遇上放假，就逃难似的走。和同事关系不错，纷纷请我到他们家去作客。我很高兴，不复杂嘛。
两个月下来，我感到十面的敌意和对抗起来了，惶恐而委屈。后来知道，人家请我到家里去作客，而我只是乐呵呵的答应没有行动，自然是高傲瞧不起人，不弄整你才怪。向领导发个光明磊落的毒誓，我要回家，我只想是人家和我客气随便说说而已。我没有高傲到瞧不起人，但恶果种下，还好象恶性肿瘤一样没法收拾，两年里我被同志们打理得灰头土脑，没处躲避，连班务计划和工作总结也有人数字数和嗅深层次意思。有一回，发现我的学期总结里有“严谨治学”一词，动用8所中学校的校长、主任来帮教——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管理学校？……劈头盖脑的语言砖头狠砸、狠狠地砸呀砸，让我差点儿笑死兼气死。
后来，到一个福利单位接受短期培训，再回老家，还让我教书，我说：别东想西想了，作一个好老师也不错呀。就做好老师吧。
现在就该我讲关于桌子的故事了。
学校不大，很快无法维持下去那种，师生一共200来人。
每学期课桌损坏很多，多到半数。大小集会，校长、主任严厉批评教师不负责任和学生没有爱护公共财产的共产主义美德。我想，这是个问题，就在自己的班上推行责任制，把课桌的使用和保护分到学生头上。一学期下来，除了教师的讲桌和椅子被损坏，学生的桌椅基本没有问题。我得到了领导的表扬，批评也有，同事们纷纷指责我的班讲桌经常塌台。
领导继续表扬我，我就发了昏，建议各班推行我的方法，当然，我的建议里包含开校时对各班的课桌椅进行登记，学期结束时清理，一套桌椅给予班主任2元人民币的管理费或奖金。
那学期期末我很高兴，我想，单这一项，我可以领到56元呢，同时，我还给其他同事争取到了一点福利。
但期末时未作清理和清算。我看见同事们在用异样的眼睛看着我。
新学期没有增添课桌。这学期完蛋时只我的班课桌椅仍然完好，又一个新学期只有我的班没有配备新的课桌椅。
我仍然在得到表扬，但感觉不到一点好意。
新课桌在不断制造，最后掀起了制造的高潮。我们的前主任做了全镇四校24村的头，号召全镇人民换课桌，各村增添一张课桌，教办就在各学校上缴费用中拿钱奖励一张课桌给该村学校。村长和支书可以评选为支持教育事业的先进分子，得奖金戴大红花。区教委常常表扬我镇教办领导有魄力，说是大力支持了教委领导下的经济实体的伟大事业。
教师的寝室不固定，几乎年年要调整。在调整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秘密：从领导到一般教师，几乎都把课桌椅拿来作烧饭的材料或改做家具，并且包括完好的新桌椅。我知道了：这不是一个素质高下和觉悟多少的问题。我的善意建议，其实实在是与所有这些可以得到方便的同志们过意不去。为什么人家对我充满着或明或暗的敌意呢？这里没有高深的道理了。只是我最先不明白而已。
1998年4月，教办领导一起失踪，后来知道，那是一个巨大的贪污受贿窝点。不到两年，最高涉案金额数十万，涉案人员数十人，有些巨额赃款是从泡菜坛里起出来。
更令我惊讶的是，这与桌子也有很大的关系。
每学期，镇教办要在区教委所属的经济实体订购百余套课桌，价格为110元，20元为回扣，按政策实支付90元。而事实是，除了这种应付外，大量的课桌是在私人家具厂订购，价格仍为110元，实支付70元。后来，在做资金帐时，将110元改写为140元。
那些大车小车的桌椅我见过，领学生搬过。我可以两手各举一张桌子然后狂奔50米不喘气，能用几天就可想而知。如果有异议，不好说出来。有个哥们同事提出疑问，落了一脸难看：问局长去。
局长多大多牛逼，你可以随便见随便问吗？
镇教办主任要到区教委做教委副主任了，或许是因为分脏的不公平，腐败的事儿被掀开了一角。否则，以我的智商，无论如何，永远也不会知道，这桌子里面有如此多的故事。
那个镇教办主任没有能够作到区教委副主任，被做了腐败的典型掩护和保全了许多其他领导和同志，判了11年。据说，已经在里面立功减刑几次了，大概离出狱的时间不远了吧。而桌子的故事还在延续，少不更事或者老不更事如我的人还在犯困发昏。
这种不更事或者犯困发昏的严重后果是严重地阻碍了他人的进入方便之门，及此，要么是你自己遁逃，否则“我们”就“优化”组合消灭你们。
我想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产权和所有制形式的问题，学女娲补天是人头疼医麒麟脚，比东施效西施之蹙眉捧心口还愚蠢。
一直想写一篇关于产权和所有制形式的文章，但不知道如何下手。张五常来成都讲学，朋友出钱让我去听。回家翻出他的《卖桔者言》，20世纪80年代《走向未来丛书》里的一本，读了一半，写下这些文字。
2002年4月9日 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