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灏与廖融融夫妇。图/廖文琪提供

一个月前,突然接到美东、美西两个姪女儿的电邮,她们父亲张灏突然过世。虽然知道他身体有一些状况,却仍然感到意外,内心伤痛不已。自从融融姐姐两年多前去世以来,姐夫张灏就处于一种恍惚不安的状态。他们夫妇鹣鲽情深、相濡以沫半个世纪,伤怀的是总有一人先走。“俱往矣!”他常叹道。黄昏人生必然要面对亲爱之人一个个离去,早走的比较幸福,晚走的必然要面对孤独落寂,能以平静淡然之心,为自己人生画上句号者,鲜矣。

早年师从自由主义哲人殷海光

张灏(1937-2022)是治史学之人,早年在台大,他师从殷海光(1919-1969),殷先生作为当时台湾稀有的自由主义派学者,又是“五四型”的知识分子,其理想主义色彩浓厚,言词犀利,大胆善辩,自然就吸引了一批苦闷而心中有抱负的青年学子,张灏就拜在他的门下。

殷海光(1919-1969)为当时台湾稀有的自由主义派学者,又是“五四型”的知识分子,其理想主义色彩浓厚,言词犀利。图/截自网路

后来张灏在哈佛求学时期,思想上经历了几次巨大的时潮和学潮冲击,在苦研西方社会学、史学甚至神学的过程中,又返身在传统中国文化哲学里寻寻觅觅,中国近、当代的时代巨变,让他对于近代思想史特别感到兴趣。

张灏以他的梁启超研究和他所提出的“幽暗意识”理论,在学术上奠定了紮实的根基,影响了几代青年学者的研究思考方向。但是张灏从未忘记殷先生对他的启蒙,他在殷师逝世40年的纪念会上说,当年台湾社会并非只是经济和物质的贫乏落后,而是精神上一片灰暗萧条,殷先生就如天上的孤星,如一颗北斗星,向人们指引着道路,激励温暖着人心。

六十年代台湾的异议份子

五、六十年代,桀骜不群的殷海光不断撰写政治评论文章,发表在《自由中国》和香港的杂志上,批评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和箝制思想的作法,按现在的说法,他是个典型的异议份子,这在当时是非常危险的。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殷先生被国民党政府形同软禁,不但不能继续传道授业,禁止出版演讲,停止他的经济来源,并且将他禁闭家中。他的家门口巷子,总有一辆出租车停在那儿,车上的司机敞开车门,读着英文报纸,此人不仅监视殷家人的一举一动,也让进出他家的学生访客明白,只要踏入殷家,自己就在警备总部登记有案了,如此杀鸡儆猴手段,使得这位名声响亮的哲人门可罗雀,渺无人迹。不久就传出他罹患胃癌的消息。

张灏早些时已经出国,而我正在台大外文系就读,他让我这个小姨子代他去拜访恩师。记得那是个酷热的初夏,我抱着一大束紫色的剑兰,摸索着找到殷府在温州街的家。小小红门外,果然有一辆红色出租车停着,监视的警卫人员是日夜两班到,从不缺席的。

进了门,花木扶疏,院中小道上迎向我的就是满头灰发、清癯瘦长的中年殷海光。说明来意,他和妻子夏君璐两人很亲切地让我进入他们的日式榻榻米房子。不记得我们说过些什么话,只是当时的视觉印象和氛围在我脑海里刻下极深的印象。殷先生的形象就如幽灵,轻飘飘地,想来病魔已经缠身有年了。果然,一两年之后他就去世了。

关于张灏的治学,已经有很多人做过专题分析和梳理,我虽然常有机会跟他谈论多方面的内容,但是毕竟外行。本文只是聊记一些他和融融生活上的琐事,让读者略为了解一个严肃学者的另外痴憨纯真的一面。

哈佛书呆子用茶壶煮饭

融融是张灏的学妹,但是她还在台大历史系念书时,他就已在哈佛就读了。张灏书香家世,父亲是“万年老贼”的“民代”立法委员,家中生活优渥,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全不知民生疾苦。张公子到了美利坚,就不得不自食其力了。

他读书期间,最苦日常生活的温饱问题。据说,开始他怕烫,就用一只茶壶煮饭;想吃个炒蛋,手上拿着颗蛋左看右看,不知从哪一头敲开,只好打电话问同学。这些糗事早在同辈中流传,却是苦了我那美人姐姐。融融是个远庖厨的小女子,但是碰到这么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书呆子,也不得不放下身段,洗手作羹汤了。

贤妻敲得键盘,下得厨房

跟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书生在美国过日子是很辛苦的,在这个什么事都需要亲力亲为的国家,除了“自由”是免费的,其他所有事情必须自己动手,否则得雇用人工来打理,年轻学生是负担不起的。生活上的小事,钉个钉子,装个灯泡,院子剪草,冬季铲雪就都落在融融身上。

张灏平日大半时间是在一种“入禅”境界,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地“静思”。他的书房里面,书架、桌子、椅子、地上全堆满了书籍和文稿,这是他的精神世界,也是肉身的“窝”,他蹲在里面,久而久之就孵出一个个思想结晶。

张灏头特别大号,四肢不甚发达,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缺乏运动,但是很听命医生叮嘱,他每天都在屋内、院中或门前的步道上“徒步”,风雨无阻。他的健康经过几次巨大挑战,却能化险为夷,这都亏了贤妻的照拂侍候。

融融虽然是家中的主心骨,里外照应得周全,却是位喜爱看书思考、有个性有脾气的女性,张灏最爱跟亲友们“夸口”:“家有恶妻”!然后得意地傻笑,其实他做梦都会笑醒,融融不仅人美心善,既是他的“衣食父母”,也是学术助理。早期是打字,后来是打电脑,妻子总帮他查资料,写注解,赶报告。连书信往来往往也假她之手。

大时代打下了民族情结的烙印

张灏对于自由主义和民主的信念几经起伏,曾经他也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渲染,被文革熊熊烈火所震撼感动,但是很快认识到人在权力斗争中,人性会如何扭曲而不自知,这跟他后来发展出“幽暗意识”之说,有着很大的关联。

他生于抗战期间,小时候经历过日本人的轰炸、逃难,因此民族情结很深,对许多抗战歌曲十分留念,像“松花江上”、“长城谣”,有时跟友朋相聚,高歌那些壮怀激烈的曲子,甚至能催人泪下。

民族情结对他的学术研究和思考也不无影响。记得他对邓小平的改革寄予厚望,虽然他对共产极权是绝然抗拒否定的,他认为毛泽东没有让中国人站起来,但邓小平做到了。可以想见往后八九的天安门屠杀,对他造成何等巨大的打击,真可说是再度经历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幻灭。

然而我总能约略感觉到他对民主制度的缺点和批评,造成他对中国式的专制独裁给予了某种程度的宽容,跟我这种“零容忍”有所区别。

知识人应有的谦卑

刘晓波曾为我那本译文小书《快乐的异乡人-乔治·格鲁沙诗文选》写序——“反抗者的谦卑”,晓波写道:“每次面对前苏联和东欧的异见人士,作为中国异见人士的我,不免脸红。因为无论是知识的结构还是写作的成就,无论是视野的开阔还是思想的深度,无论是反抗的良知还是人格的健全,皆是我难以企及的。”“读格鲁沙先生的诗文,让我最为感怀的和震撼的,不是他的先锋文学的写作技巧,也不是他对极权文化的洞见,而是一种反抗良知的谦卑——不是对蛮横官权的谦卑,而是对人本身的弱点和界限的清醒意识,进而是对反抗者自身的道德、智慧、反抗言行的清醒评估。”

张灏读了这些话很受感动,特别提出来,似乎要提醒我,在进行反抗时,也要时时反躬自省本身的弱点和不足。我不免对自己在跟他辩论“时局”时的张牙舞爪,咄咄逼人,感到惭愧。他虽也是滔滔雄辩,但总是留有余地,保持谦谦风度。

马汉茂Helmut Martin(右)跟张灏。图/廖文琪提供

“非我族类”的连襟

其实我故去的先生马汉茂Helmut Martin跟张灏真是很能谈心的朋友,既是连襟又是同行,张灏把汉茂介绍给别人时常说:“这位是敝人的妹夫,非我族类,但是精通汉语,算是‘熟番’,嘿嘿。”张灏喜欢听听“熟番”的辩论逻辑,这毕竟跟中国人的思路和分析方式不同,而且汉茂虽是文学专业,但对梁启超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很感兴趣,也曾写过这方面的论文。

张灏对德国的汉学研究有点持批判态度,认为要不是钻在故纸堆中,就是跟当朝政治太接近,这种看法和汉茂是不谋而合的。每当我们从欧洲去美国探访他们时,他俩往往深夜畅谈至东方之既白。

黄昏人生见真情

近些年来,融融生病,此时张灏显出了他的真性情,他耐心细緻地照顾病妻服药进食,陪她散步,牵着她走路。每两年回台湾开中研院院士会议,融融总是同行,只有最后几年,他总会先送她到西部女儿家安顿好,才只身前往台北。两个女儿为安慰母亲,送了一只小狗来,三女儿被取了个日本名字:Michiko道子。张灏称这毛孩儿“三闺女”,疼爱有加,喂水喂食,事必躬亲。

他说,以前都是融融照顾我,现在她退休,轮到我来接棒了。虽然他具体的生活能力颇差,但是初衷不改,一片真心,不离不弃,却是令人感动的。融融离世,张灏形单影只,女儿把他接到美西离自家不远的安养院里安顿下来,每日探望。我也经常越洋电话问安。如今,“俱往矣”!他跟融融两人水乳交融,形同一体,没有了她,他安能独存。宇宙之大,有多少维度我们不知,但愿他俩在某一个维度里再度重逢,结伴同行。

(民报2022/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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