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於香港2015·6·18表决的第二天】
去年9月28日以来的香港『占中』运动，实际上到今年6月18日，可以说结束了。这是香港历史上，规模巨大的民主运动。就像1989年的『天安门学生运动』一样，被中国专制政权视为『动乱』。一个专制政权在不妥协丶不让步的情况下，企图用和平手法『平息』一场规模巨大的『动乱』，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2015年6月18日的香港，出现了人类政治史上的『奇迹』。
香港立法会在强大的『街头政治』压力下，七十位『议员』，无论是『民主派议员』，还是『建制派议员』，在投票的时候，都不得不面对自己走出『立法会』大厅後，如何面对街头群情激愤的丶抗议的民众。6月18日出现的事实是，『街头政治』压倒了『代议政治』。北京的专制政权，不费一枪一炮，和平地结束了从去年9月28日以来的街头『动乱』，而且实现了一个专制政权梦寐以求的目标——把中英谈判时因双方妥协而达成的『扩大选举人范围』的『成果』，在『抗议示威的民众』的欢呼声中，收了回去。
『街头政治』是『代议政治』效率低下的产物
香港参加抗议的民众突然发现，在取得『空前胜利』的背後，不知道何年何月，还要经过多少次『街头抗议』，才能实现『香港500万选民直接选举行政长官』目标。本来，2017年的500万人的选举，即使『候选人』受到控制，香港所有选民都可以投票，到再下一次选举行政长官，香港500万选民，完全有智慧丶有能力来改变『候选人』受控的情况，但『街头政治』的『英雄们』，不能控制他们深藏内心的『专制人格』，以『争取民主』的名义，拒绝倾听一切不同意见。这些『英雄』有朝一日掌握国家大权，能够倾听不同意见吗？能实行民主吗？
结社丶集会丶游行丶示威是香港《基本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当『街头政治』在行使这种权利丶表达民意时，起着良好的作用。『今天发生在香港的『街头政治』，与欧洲历史上的『街头政治』丶与当代『欠发达国家』的带有暴力因素的『街头政治』，已经有明显不同，是『和平』丶『非暴力』的抗议丶示威。但『街头政治』从根本上说是『代议政治』效率低下的产物。如果议员的选举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民意，如果议员在议会中有不受『街头政治』或『专制政权』任何压力而自由地发言丶投票，那麽，街头政治就会不起多大作用。今天的香港没有民主，但有法治丶『代议政治』有一定效率。然而，6月18日这一天，香港立法会的所有议员，受到了『街头政治』的空前巨大的压力。
1989年北京的学生运动，是中国没有『代议政治』的产物。如果1989年万里回到中国後，能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召开，通过民主和法制的道路解决问题，『六四大屠杀』就不会发生。正是江泽民，阻止了万里回北京。今天的中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仍然不能发挥『代议政治』的作用。这是中国『街头政治』和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的原因之一。
法国大革命出了独裁者
在农业经济占主导的国家和地区，大规模的『内乱』表现为宗教异端运动或农民起义。太平天国丶义和团运动丶毛泽东的农民革命就是中国近现代典型事例。工业革命以来，欧洲出现了『街头政治』。马克思时代的1848年革命是典型事例。今天的中国处在工业革命时代，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使中国，包括香港在内，正在步欧洲『街头政治』的後尘。
在当代信息自由传播的国家或地区，在媒体反复报导的情况下，媒体会不断地『放大』一个人的『实际价值』，产生金融领域的『乘数效应』，形成『高价泡沫』，误导『街头政治』的发起者丶带头人，使他们以为自己比议会议员丶比学校老师和自己的父母，还要高明丶还要有『政治远见』，他们自我放大丶一意孤行，不听父母丶老师劝告。法国大革命的『街头政治』出了血腥的独裁者罗伯斯庇尔，马克思讴歌的『巴黎公社』出了无数街头暴力。『街头政治』出不了『少年英雄』。华盛顿丶林肯丶孙中山不是『街头政治』造就的。一个人的『实际价值』是以他对社会丶对人民的贡献来衡量的，如果因媒体的报导而远远高於『实际价值』，就像『股市泡沫』一样，『街头政治英雄』迟早要回到他的本来『价值』。香港的『少年英雄』们，如果你们有政治抱负，请离开街头，争取成为香港立法会议员或未来的行政长官。
从社会学角度看，『街头政治』与『股票市场』一样，到一定时候，会发生愈来愈激烈的『从众现象』丶『追风现象』，『街头政治』的参与者与『股票市场』的投入者类似，会愈来愈高估自己和自己『持有物』的『价值』。他们看不到整个地区或整个市场的总体状况，只看到自身被媒体或市场『抄』出的『泡沫价值』。他们根本不注意有人通过中央银行和金融系统在滥发货币，根本不注意中央政府利用国家大权在作『宏观调控』。大多数『街头政治』的参与者的行为与股市『散民』类似，到『街头政治』与『股票市场』的风暴停息下来时，发现自己一无所有，他们的财富和利益被少数人掠夺去了。当然，『街头政治』和『股票市场』是有根本区别的，『街头政治』的发生是因为市民无法通过议会影响政治，是因为出现了愈来愈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街头政治』的参与者中不乏有理想丶有抱负的热血青年，而『股票市场』的参与者几乎都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投机者』或『套利者』。
《基本法》的两重性
香港不同於中国大陆，香港有长期的法治传统。香港《基本法》有两重性。《基本法》的主要方面，反映了邓小平丶赵紫阳时代中国政府的意志，也反映了英国政府对1997年移交香港治权的主张。香港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基本法》的规定是中英两国政治妥协的产物。这些条款，不是靠『街头政治』可以改变的。《基本法》在起草过程中，特别是在1989年『六四大屠杀』後，北京『塞进』了诸如23条这样的条款。如果说要修改《基本法》，也有必要按法定程序修改。
『代议政治』是国家政治稳定的制度保障。这里不谈正常的丶无可避免的小规模的街头抗议运动。2008年9月，美国政府提出70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在金融大海啸时刻，不是不可能会引起美国民众的大规模抗议风暴，由於这一法案遭到众议院的否决，美国民众知道，无需自己走上街头，有议会为自己说话，所以，美国不会发生『天安门或华盛顿广场事件』，不会有『占中运动』。在TARP被议会否决後几天，议会还是通过了稍作了修改的救助法案。
在今天中国和香港，由於没有民主，大规模的『街头政治』不可能消失。北京对维权运动打压丶对『访民』的『截访』，只能适得其反，造成更大的抗议运动和政治危机。面对专制的北京政权，香港人民在支联会丶民主党等政党社团的倡导丶引导丶领导下，一年又一年地举行悼念丶纪念『六四』的集会丶游行，2005年的七一大游行迫使港府停止23条立法，这些都是表达民意的丶和平的丶维护香港法治的集会和游行，这种『街头政治』，对中国大陆政治产生了无可估量的丶巨大影响，这与旷日持久的『占中运动』并最後导致6·18『奇迹』是有区别的。
（写於2015-6-19 Washington DC郊区）
来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