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笔会对本会副会长、南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丁·戈迪默去世深感悲痛。她不但深受笔会上下爱戴，而且作为作家和活动家在全世界广受敬佩。
国际笔会会长约翰·拉尔森顿·索罗指出，她是“一位具有巨大勇气的伟大作家，纳丁·戈迪默是最好阐释笔会宗旨的当代作家之一，集创造力、道德感和敢于对抗种族主义与集权主义的勇气于一身”。
关于纳丁·戈迪默
派尔·威斯特拜瑞（纳丁·戈迪默半个多世纪的亲密朋友，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委员会委员，国际笔会前会长）
纳丁·戈迪默作品的重大主题，就是爱和政治。无论在最为隐私还是最为公开的关系后面，都有着同样的寻索，寻找一个身份的认同，一个自我的认同，寻找一个归属和存在的希望。对于戈迪默来说，长篇和短篇小说都成了她切剖社会的工具。这个社会恬然反对监督、躲缩在审查与虚伪之中、拒绝承认未被公开的历史，进而编造出一套谎言的语法；在这个社会里，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被视为一路货色，都是对普通大众竭尽猛攻。
她把支持给予了一个又一个作家……她对斗争如此投入，令人不禁想问：她是如何能够一如既往地在她的小说中以如此敏锐的眼光观察社会……她几十年忍受着毫无指望的日子，许多人纷纷移居海外，但是她拒绝出国；她的丈夫雷诺德·卡西雷是从纳粹德国逃出的难民，二战期间曾在英国服役。她的女儿定居法国，儿子定居纽约；但是她坚守南非，为黑人的解放抗争，这既是为了她自己和被禁声的南非黑人作家拥有创作的自由，也是为了那些她为之发声的民众。
作家的任务，就在于换位经验，进入他人的生命存在之中，无论他们是白人还是黑人，是男人还是女人，并有效地使用既融入又旁观的张力作用。戈迪默有着喷薄的能量和惊人的技巧，她能够洞察他人的身心，无论他们是罪犯还是圣徒，是男人还是女人，是黑人还是白人。当被问及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以后写什么时，她回答说：“种族隔离制度结束，生活没有随之结束，新的生活开始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纳丁·戈迪默，将寻索获奖人的灯光聚焦在一个经历着从种族压迫向混乱民主痛苦过度的国家……她的作品反映了南非经历的精神震动，从被动盲目变为抵抗斗争走过的道路，反映了友谊被禁止、灵魂遭审查和交往只能在地下偷偷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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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纳丁和雷诺德的好客，因着我们55年的友谊，我住在她家很久，住在那幢建于1910年左右的老屋，比住在其他任何人家里都要久。那老屋几乎从未改变，我对它的每一个角落了如指掌，熟悉她藏书的地方，熟悉她和雷诺德经年收藏的油画和非洲工艺品，熟悉屋里的各种气味，熟悉那通向厨房和花园的路。那老屋，就像我儿时过暑假的地方。我第一次去之前刚刚栽种的树，现在已经长得很大了……
纳丁·戈迪默的作品深入探及了南非半个世纪心理和社会大事，她既是档案员，又是灯塔守望者。以她毕生的经历，使灯光照亮了原本深陷黑暗的地方，帮助我们驶向一个不同的南非，那个南非远没有在地理或政治上被隔绝，呈现着与其它地方同样美丽的风景。
纳丁·戈迪默：道德罗盘指引到底的作家
玛吉·奥福德，南非笔会会长
[……] 在她的生死之间，有着种族隔离制度的建立与消亡，那是南非历史上最残酷最没有人性的时期。她独特的声音，既热情奔放又犀利辛辣，是终身遭受不平等与隔离为基础政治与经济体制侵蚀的产物。“成为作家，就是要进入公共生活之中”，便是她的准则，她作为作家和活动家的一生对此作了最好的证明。戈迪默认为，生活道德与写作美学之间不存在界线，这就是为什么种族隔离制度审查委员会查禁了她几部小说。
她曾经告诉一位记者：“我对人性情境之中的人类感兴趣”。但是在种族隔离制度之下，很少有人性的空间。即使是最私密的领域，如身与心，如性与爱，如友谊给予的日常欢欣，都逃脱不了种族主义立法无处不在的淫威。在她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重要长篇小说—《七月的人民》、《伯格的女儿》和《大自然运动》中，她探讨了南非人内在和人与人之间的私密空间，用精湛的笔法描绘了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人际关系扭曲，以及由此造成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