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派文学大师博尔赫斯站在交叉小径的花园里，发出一种孩子般天真的微笑，他不仅想到巴比伦那个古老王国的图书馆，那些铺天盖地的古籍图书，甚至想到那个王国发行的一种古怪的彩票……接着，这个睿智的头脑又在玄思中去和居于圆形废墟中的一个印度僧人相会了。唉，时间是怎么回事呢？“时间就是构成我的东西。时间是将我冲走的河流，但我就是这条河流；嚼碎我的是一只老虎，但我就是这只老虎；将我烧掉的是一把火，而我就是这把火。”博尔赫斯在惝恍迷离中，走进了时间的迷宫，他在这里坐下来，开始构筑他的文学世界。博尔赫斯很专心，世界似乎很安静，阳光很好，微风吹拂，天下太平，相安无事。
博尔赫斯偶然从他的迷宫中抬起头来，就感到事情有点儿不对劲。他看到一个鬼头鬼脑穿着军装的家伙在他的迷宫外的广场上挥动着一把剑在狂呼乱叫，发出煽动的蛊惑的叫嚣，而他的一大帮追随者们就跟着起哄，然后，那个穿军装的家伙就跑到一把椅子上坐下来，把他的剑横在膝盖上，说：我是总统，我是庇隆！从今以后，只有一个声音，那就是庇隆的声音，只有一个意志，那就是庇隆的意志！他的话音刚落，追随的群氓们就发出一片万岁的欢呼声。
博尔赫斯天生眼神不济，他擦了擦眼角，竭力把瞳孔放大，想看看那家伙的面孔，他看到了一把唯一的椅子，一个唯一坐着的人，一个独裁者的专横霸道的嘴脸……博尔赫斯皱了皱眉头，他感到事情真的有点儿不对劲起来。于是，平时优雅的甚至有些腼腆的博尔赫斯打开了他迷宫的窗子，对着世界喊了一声：我反对！
博尔赫斯是文学大师，但我们不能夸大他的声音。在一个狂热的崇尚权威的世界里，在喧哗和兴高采烈的骚动中，一个人的声音－－即使是博尔赫斯的声音也是很微弱的。他的声音被淹没了，欢呼的民众没有理睬他，他们到处悬挂起了那个叫庇隆的独裁者的画像，用他的名字和疯狂的口号来装饰墙壁。博尔赫斯有些茫然：怎么了？这个世界！
这时是1946年2月14日。
博尔赫斯的声音尽管微弱，但是有一个人真真切切地听到了，那就是庇隆本人。他刚听到时，他没有什么太激烈的反映，他就是轻蔑地笑了笑。他知道，这个微弱的声音不是博尔赫斯一个人的声音，那是整个国家知识界的声音。但是，用不着理睬他，因为专制和独裁的社会基础从来就不是知识界，知识界是这种制度的天敌，指望他们来为自己欢呼是一种梦想。“我反对！”哼哼，你是谁呀？你以为你是谁呀！让这种声音随风而逝，高高树立的，是独裁者无上的权威。
可是，不理睬是暂时的，若不打击，不报复，不迫害博尔赫斯们还算得上独裁者么？
庇隆为此颇费踌躇。
这个在意大利服过役的上校，曾经从墨索里尼的故乡引进并改良了一种叫“电棍”的玩艺儿，这玩艺儿叫一个人服服贴贴地跪在地下是很容易的。但是用这个对付博尔赫斯怕是不行。博尔赫斯或许会在这玩艺儿面前下跪，但是，在博尔赫斯跪下去的一瞬间，自己可能也就完蛋了。因为这个国家向来没有这个传统。把一个仅仅喊一声“我反对”的人处以极刑，在十八世纪的法兰西或者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俄国是易如反掌的，可是在这里却有些麻烦。这样，电棍，手枪、镣铐之类的玩艺儿都派不上用场。可是难道就叫那个满脑子胡思乱想的家伙在那里乱叫乱喊么？不，绝对不行！权力是要使用的，不使用，岂不和人的尾巴一样，慢慢就消失了吗？宽容反对者，不是独裁者的风格。
1946年8月，博尔赫斯遭到了独裁者的迫害。可是这种所谓的“迫害”在我们东方人看来，有点儿匪夷所思，好象是和反对者开了一个玩笑一样，市政厅正式通知博尔赫斯，他的职务将由米格尔·卡内图书馆的第三助理馆员提升为科尔多瓦街国营市场的“鸡兔稽查员”。博尔赫斯在他的“迷宫”里气得乱抖：岂有此理！真正是岂有此理！这种人格的侮辱是一个大师所能忍受的吗！“鸡兔稽查员”，荒唐！鸡和兔不是两种最怯懦的动物吗？这一举措除了嘲弄博尔赫斯的怯懦和无能外，还能用什么来解释独裁者的动机呢？博尔赫斯立即做出了强烈的反映，他辞去了图书馆的职务后，顺即发表了一项公开声明，在最后一段他愤怒地写道：
让我归纳一下：独裁导致压迫，独裁导致卑躬屈膝，独裁导致残酷；最可恶的是独裁导致愚蠢。刻着标语的徽章，领袖的头像，指定呼喊的“万岁”与“打倒”声，用人名装饰的墙壁，统一的仪式，只不过是纪律代替了清醒……同这种可悲的千篇一律做斗争是作家的诸多职责之一。
博尔赫斯是反对文学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教化作用的。他一再申明，文学就是文学，小说就是小说，他的小说就是要给人们以精神上的愉悦。可是现在，当他被派去和鸡与兔子打交道时，他冲出了自己的交叉小径的花园，在玫瑰色的街角处挥动起了愤怒的拳头。
他遭到手枪的射击了吗？没有。他被割断喉管押上刑场了吗？没有。他被剃成“鬼头”，关进“牛棚”了吗？没有。他在古拉格群岛上服苦役吗？也没有。那么，可敬的大师，你为什么这么激动？
科尔多瓦街国营市场的母鸡和兔子们没有见到它们的稽查员，博尔赫斯跳出他的文学迷宫，就跑到大学校园和讲演厅里去了。本来，博尔赫斯是个腼腆的不善言词的人，他一说话就脸红，并且有点结结巴巴，七十岁之前一直是个单身汉，生活在他母亲的身边。在文学集会上，如果让他发言，他总是写好讲稿，由别人代读；实在非说不可时，一篇简单的发言，也要演习好几遍。所以一个算命的人说他将来要靠演讲挣好多钱，他理所当然地视算命者的话为天方夜谭。但是，鸭子被逼急了也得上架，博尔赫斯要不然去和母鸡与兔子打交道，在独裁者轻蔑的笑声里度日，要不然就得饿肚子，博尔赫斯除了上演讲厅，没别的路可走。
此后十年，庇隆在那个国家掌权，博尔赫斯在演讲厅和他的文学迷宫间跑来跑去。他不但挣了好多钱，而且声名大震，陡然变成了那个国家反极权主义的向征，知识分子的代表和民族的良心。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向庇隆致意：可爱的独裁者，你为什么这么宽容呢？难道这也叫独裁？这也叫迫害？让我们再说一遍，这是1946年以后的事。在同一年，或许就在同一个日子，在中国，与博尔赫斯同时，有一个学者和作家也在讲演，他叫闻一多。他刚刚走出讲演厅时，一颗子弹就把他干掉了。庇隆先生，你难道就没从东方的独裁中学点经验吗？
读到这里，读者可能要问：博尔赫斯是谁？他是哪国人？博尔赫斯是一个作家，除了一支笔和他的良心外一无所有。他是阿根廷人，生活在地球的那一面。
(此文发于昔日《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