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冯胜平,不知道他的反驳者,但我都浏览了两人的文章。

我的结论是:“前者用结果证明原因(可能出现)的问题,后者用原因(正在发生)的正义性证明(猜测)结果的不合理。” – 双方各有对错。同时,我赞成阿妞的评论:前者比后者的文章高明在许多方面。

冯说的是历史和事实,是看到了这些革命的悲惨结果,而否定(或忽略)了革命起初的正义性;反驳者强调了现实革命者的正当理由,而否定(或忽视)了这些革命终将(可能)重复历史结局。

我重复我前面提出的提出一个观点:理性思维的特点,是必须引进“量”的观念。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变动,如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就是一个“社会工程”。因此,必须用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理解和处理。具体地说,我们不能在“革命还是不革命”之间选择,甚至也不能在“改良还是不改良”,“改人性还是改制度”之间选择。我们需要的是“逐个甄别”,分别采取不同的方法。也就是说,有些问题,需要“革命来解决”,有些问题需要“改良来解决”。有些问题是“人性”的问题,难以解决但必须逐渐批评以便慢慢地改变。有些问题是“制度”的问题,需要尽快改变,因为它涉及千百万人的直接和当下的利益。

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因为它是一个大国。它的问题甚至要牵连到全世界,甚至人类文明的进程。所以作为它的人民,人民的思维也必须复杂起来。国民必须从自己的传统文化,既“感性文化”,中摆脱出来。必须由“感性思维”转变为“理性思维”。

作为群众的“头羊”,中国知识分子,必须首先摆脱“感性思维”的影响。而“感性思维”的特点,就是走极端,或从一个极端迅速地跳到另外一个极端,如同我们可爱的“党大麻”一样(一时苏联老大哥,一时苏修反动派;一时救越南,一时打越南;一时救朝鲜,何时打朝鲜?)。

只有进入理性思维,脱离感性 – 极端任意的 – 思维方式,中国知识分子才能达到共识。而只有达到共识,才能在理性上形成权威,大家才能统一行动,中国才可能有新的未来。

我曾很好奇美国国父们是什么神仙?他们当初在建国时是如何避免争吵达成一致的协议-直到我读了林达先生(被誉为中国的“托克维尔”)描述当时的情形:

(大意是),几天以来,几派争执不休,都不愿意为自己的州放弃利益,而签署联邦的协议。第二天开会时,华盛顿站了起来,这个从不发言,只是作为德高望重的名誉主席的内战中的军事领袖,说了如下面这番话:“首先让我们祷告:面对上帝。上帝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国家,这个一个机会重新建立她。如果我们失败了,证明人性的失败,证明了人类的失败,证明了我们永远愧对上帝,愧对人类的历史。比较这些,我们有什么不能放弃呢?”

中国知识分子没有“绝对”的观念,没有上帝的信仰,我唯一的祈祷:他们起码尊重自己的理性:因为理性是全人类共有的。

《中国现代哲学家学会》
秘书:董亚维
于2015-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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