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浪潮的不断推进和世界民主化步伐的不断加速，大陆民众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在不断觉醒、不断升华，大陆民主自由力量与日俱增，大陆民主化是任何专制独裁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发展大势。《零八宪章》是中国民主运动和建设民主中国的大纲，宪章不是封闭的文本，需要不断地充实与修正，但宪章原始文本凸显了普世价值、主流文明、宪政要旨、民主精华，其文本的核心理念、核心诉求具有恒久性和稳定性。因此，《零八宪章》的核心理念、核心诉求，应作为“零八宪章运动”的指引。宪章的理念和诉求虽简明扼要，但涵盖了中国社会的主要层面，具有多元化特质，能够指引社会运动在中国社会中扎实根基、处处开花、生长壮大；故而，“零八宪章运动”具有持久的发展潜力和广泛群众基础，只要坚持不懈、方法得当，并不断从民间汲取养分加以充实，最终必能达致建立宪政民主中国的目标。
2.基于“零八宪章运动”的基本理念驳析若干思潮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华人界、中国社会、大陆民主维权群体中一直流行着若干思潮。笔者以为，对于推动“零八宪章运动”发展而言，这些思潮或有百害而无一利，或利大于弊、功大于过，已对、将对“零八宪章运动”的发展造成极其严重的阻碍，酿成不容小觑的危害，是以须对这些思潮进行系统驳析，为“零八宪章运动”参与群体和潜在参与群体扫清思路障碍、祛除认识误区，使“零八宪章运动”不断壮大、加快进度、去莠存良、趋向高质，并希望引发理论争鸣，通过系统辩驳、理性讨论来拓宽“零八宪章运动”的思维广度和理论空间，增强“零八宪章运动”的博弈性等特征，提升“零八宪章运动”的政治使命和责任担当。
虽然《零八宪章》的文本内容主要是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脉络、立宪过程的简明评析和对中国民主维权群体的基本目标、基本理念的概括阐述，并未对影响、扰阻当代中国民主转型运动、“零八宪章运动”的主要思潮进行驳析，但是，《零八宪章》的文本内容具有鲜明立场和明晰诉求，对《零八宪章》和“零八宪章运动”的主要立场和关键理念进行扩述、组织，即可形成强大的理论武器，足以对有碍当代中国民主转型运动、“零八宪章运动”的主要思潮进行理性分析和系统批驳。
2.1 “经济决定论”危害匪浅——论经济基本不能决定政治，但政治能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经济
笔者首先对“经济决定论”进行驳析。所谓“经济决定论”，主要指的是，认为在促进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等方面，经济因素重于政治因素、决定政治因素之论调。持此论者多有诸如此类的认识：经济因素是推动民主转型的最重要因素；经济危机直接导致中共极权专制统治崩溃、灭亡；民主运动的兴盛必须建立在强大的经济自给基础之上；对于推动民主转型而言，经济性维权的作用等同于或重于政治性维权；等等。此类论调颇为流行，很容易使人丧失政治理性、轻视政治因素，进而倾向或采取消极等待“经济危机”、疏离政治抗争、懒于政治作为等非理性方式，极大地弱化了中国民主转型的总动力，对“零八宪章运动”等民主维权运动的负面作用不容低估。因此，必须驳析“经济决定论”的关键论调和主要观点。
笔者以为，“零八宪章运动”的政治目标大致可概括为“实现宪政民主和基本人权”。这一目标中有两点要素，即宪政民主与保障人权。关于“宪政民主”与“保障人权”两者之间的关系，依据《零八宪章》的相关表述可作如是延伸：建立宪政民主制度是实现基本人权的根本保障。这一理论并不新鲜，其实早就应成为民主维权群体的基本常识之一。然而事实却是，不少维权人士却同时认同这一理论和在很大程度上与此理论相悖的“经济决定论”。以是足见“经济决定论”之类论调极具迷惑性。
2.1.1 人心不易，穷难思变——“经济决定论”难以自圆其说
“经济决定（政治）论”的拥趸，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马列邪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类观点、骗子屠夫邓的“先经济后政治”等论调的影响。对此，陈永苗先生在《“先经济后政治”是一颗糖衣定时炸弹》一文中写道：“主流经济学家在考虑政策时，用市场经济规律完全虚无政治，把去政治化，当作‘无政治性’这个结果，在这个虚幻的假设之上行事。”
目前，很多独立经济学家在分析中共统治区的经济问题之际，倒是充分考虑了中国政治问题和政治对半调子市场经济的干涉、阻碍。然而，他们对“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依旧缺少较为系统的论述，此为“经济决定论”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持“经济决定论”论调者“会有幻觉：经济已改变，那么政治必改变”（陈永苗语）。
最近发生的“股灾”，使得种种“经济决定论”又浮出水面。其中流传较广的一个影射性观点是：满清末造的上海橡胶股灾导致满清财政崩溃，满清财政崩溃导致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直接促成辛亥革命。言外之意是，红朝也会垮在股灾等经济危机上。
这种说法貌似逻辑顺畅，其实是对现状和历史的片面分析、模糊认知。首先，中共政治式、暴力式、政策式的救市已见成效，此为政治决定经济，而非经济决定政治；其次，在实体经济不振的情况下，政治救市的恶果在相当程度上为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能够被民众忍耐的前提是多数民众依旧存在着逆来顺受的强烈奴性——奴化民众，又是政治问题（顺及：满清末造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实体货币，无法通过制造通膨缓解经济危机，但红朝则不然，因此红朝对股灾的承受力要比满清强的多）；第三，清末保路运动绝非自上海橡胶股灾而起，早在1903年至1905年之间，粤、鄂、湘民众便督促清政府赎回粤汉铁路修筑权，掀动保路风潮；最后，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经济决定政治”论过于夸大了股灾这一经济危机对于满清专制政权的影响，忽略了革命党、立宪派以及民众的政治抗争在辛亥革命中的关键作用。
一，从满清财政崩溃到保路运动，不是一蹴而就的，中间充斥着清末立宪党人的低烈度抗争，正是清末立宪党人在爱国保路方面全力以赴并进行合法性抗争，为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创造了良好环境和有利条件，为四川保路运动演变为武装起义奠定了群众基础和舆论基础。若无立宪派全力推动和政治抗争，纵然保路运动能被发动，规模亦必不容乐观。
二，四川保路运动对于武昌起义的促成作用，只在于分散了武汉三镇的清军兵力，从而使革命军人在武昌占据一定优势。这种因遣军至彼地而导致此地布防减弱的情况，在晚清并不罕见，但因兵力被调而导致兵变之事，却很少见。如果不是革命党人在满清军队中做了大量工作，暗中控制了相当部分的汉族清军，只靠有限的革命党人散兵游勇式的、势单力薄的起义、暗杀，那么，某地再怎么调兵异域、再怎么兵力空虚，恐怕也难以成势。且，四川保路运动之所以大兴并致四川清军无力镇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四川革命党人积极进行政治抗争，如，四川革命党人乘四川保路运动澎湃发展之势在保路民众、普通民众中大力宣传革命、全力策动起义，在荣县成功起义并建立军政府，荣县独立。
孙中山先生对四川保路运动作如是评价：“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所言极是！对于武昌起义而言，四川保路运动只是辅因，革命党人在武昌新军中的暗中宣传组织才是导致武昌起义的主因；没有四川保路运动，武昌起义也会成功，只是迟早而已，但若没有武汉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努力，武昌再怎么兵力空虚，恐怕也难以成事。武昌革命党人的政治抗争才是酿成武昌起义的关键因素！
因此可以说，清末股灾等经济危机只是导致满清倾覆的辅助性因素，根本原因还在于清末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的政治抗争、政治博弈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政治激情、权利意识、道德义愤和抗争精神。
事实胜于雄辩。启开史册可见，“经济决定不了政治”的案例非常之多。譬如毛时代，几千万人在共产极权专制统治下被饿死、被虐杀，民生凄惨至此，但民众反抗状况却还不如中国古代很多皇权专制王朝统治时期。再譬如，在中国古代很多皇权专制王朝统治期间，跨州逾府的大规模农业灾害、自然灾害时有发生，经济衰败至此，但能够酝酿出大规模起义的时候却并不多。“穷则思变”并非规律，穷而不变才是常态！
刘晓波先生在《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一书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完全遵循着‘彻底唯物主义’之‘经济决定论’的道路，到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人均收入还很低，贫富分化日益悬殊”，“中共独裁对国人和中华民族的最大伤害……是对人的生命和人的精神的残酷而全面的阉割”。刘晓波先生的这段论述说明了，在专制不易、极权不变的情况下，多数民众获得的只是灵魂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双重贫困，而愚民奴化之害更甚于财富剥夺之害。在《民间觉醒时代的政治转型》一文中，刘晓波先生指出：“民智未开的愚昧……赋予了独裁政权以合法性。而当下中国的底层反抗频发的主要原因，首先不在于物质分配的平等与否，而在于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也就是说，经济因素不是导致政治抗争的决定性因素，维权争权、不甘受欺的博弈决心才是大陆底层反抗频发的主要原因。是以，基于“经济决定论”谈论、推动民主转型，不啻缘木求鱼、画饼充饥，其错谬性、欺骗性、危害性不容低估、不可小觑。
规律所使，中外皆然。据高萌《前苏联演变的经济根源》一文，前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在20世纪70年代便大幅下降，与美国对比，前苏联的经济效率、国民收入、生活水平日渐落伍，“消费品，特别是食品供应严重不足”。然而，由于苏共的愚民宣传，使得很多苏联民众依旧对苏共的极权制度抱有信心，未滋生强烈的反抗意识，使苏共统治得以继续维持数十年之久。直到戈尔巴乔夫政权提出“新思维”，主动启动改革，才彻底唤醒了民众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抗争意识、道德义愤，形成了全民思变、弃旧向新的强大合力，使前苏联极权政体解体。由此可见，仅仅出现经济危机而缺少政治抗争意识，很难撼动专制独裁政权。
张千帆、蔡克蒙在《政治和经济谁决定谁》一文中指出，“经济决定论对于许多个案都没有解释力。”“经济决定论显然过于武断。事实上，在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之间，前者对后者的影响还不如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来得更直接。”“印度民主的发达与经济的相对欠发达也表明，经济发展并不直接决定政治民主的水平和质量；即便在印度这样相对贫困的国家，民主也能做得相当不错。”
陈永苗先生在《走路去月球：从经济自由到政治自由》一文中提出：“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走出来，政治地看问题，才看得清楚现实和出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政治运行的润滑剂。”“财富的分配取决于政治，而不是市场经济本身。”“从主流上判断，中国的市场经济，只是国际资本和国内权贵的分赃。”“中国的市场经济，经济民族主义的成份，其参与民族国家竞争，所获得利益，归于权贵和官僚，与民众无关”。“中国的市场经济无从支撑民生。”“连中共中央都承认底层没有分享改革成果。”
在《政治和经济谁决定谁》一文中，张千帆、蔡克蒙将世界银行统计的2012年人均GDP排名前25位的国家、地区与英国《经济学人》2012年统计的25个“完全民主”(full democracies)国家进行对比，发现两份名单高度相似，25个国家与地区中将近3/4（18个）是一样的。文章指出，如果刨去港澳、文莱（石油小国）等带有显著特殊性的国家或地区，两者的相似程度更高，因此得出结论，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民主政治和经济发达程度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少数例外并不足以否定一般规律：即经济发达国家也是民主政治国家。”文章提出，民主政治可提升人民的理性思维能力、道德水平、创造能力，而这些素质皆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事实上，民主政治还能够有效遏制资源垄断、贪腐，并以高税收等方式调整二次分配以照顾弱势群体。
文章指出，印度情况较为特殊，在《经济学人》统计的167个国家中，印度排名38，在“带缺陷的民主国家”中排位相当靠前，不过，其2011年人均GDP只有1528美元。但是，笔者知道，在民主、宽容、多元、基本人权能够得到保障的制度环境中生活的印度人民，在健康指数和幸福指数等方面远高于大陆民众。人生在世，所求无非幸福二字。印度虽然人均GDP不高，但能够使国民感到幸福、普遍健康，仅此而言，便比中共极权专制统治不知好多少倍！
文章指出，即便威权体制没有转型国家的动荡风险，即便这种体制带来的社会稳定有助于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未必是可持续的。腐败导致大量国民财富向权贵阶层集中，向海外转移；工薪阶层的收入过低导致内需不足，而只能过度依赖脆弱的出口贸易；环境污染不仅让经济增长带来的幸福感大打折扣，而且极大增加患病人群及其家庭经济负担；贫富差距以及征地、拆迁过程中的剥夺民利的行为制造社会矛盾与对立，威胁社会稳定和政治管治的合法延续——如文中所言，我们看到，习近平上台以来，集权有声有色，民生一塌糊涂，贫富继续分化，环境污染加剧，实体经济不振，房地产泡沫在中共护持下不断壮大，股市暴跌再创记录……这一系列的经济惨状、民生惨象，进一步说明了“制度与经济”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
因此基本可以说，有什么政府、有什么制度，就有什么经济。胥志义在《市场化民主化全球化对国家的冲击》一文中提出，政府不是一个生产性组织，也不能以赢利为目标。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指出了合法政府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然不适用于中共极权。中共在半调子市场经济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答曰：集于管理者、经营者于一体；合运动员、裁判员于一身。中共垄断大量资源，通过半调子市场经济，无耻无德地实现了利益最大化和责任最小化，对全民利益、全民血汗进行了极限性压榨。
因此，民众的普遍经济状况对于政权的稳定性并没有决定性影响。真正影响政权稳定性的因素在于：很多民众是否具有强烈的道德义愤和抗争意识。只要很多民众的道德义愤、抗争意识足够强烈，无论贫富，均可酝酿出大规模抗争；反之，如果觉得自身所处的统治秩序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自然饿死也不会反抗。所以说，“大陆经济危机必然导致中共极权崩溃”之类论调基本站不住脚。
综上，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可概括为：政治制度与经济发达程度、人民幸福指数等因素存在高度相关性，此为一般规律。而“经济决定政治”论的可解释范围十分有限，基本无法解释宏观国情，充其量只是在微观社会环境中有一定说服力。因此，理性认识“经济决定政治”论的缺欠和危害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对于志在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人们而言，秉持“经济决定政治”论无助于分析政治大局和进行政治实践，结果多半只能是自乱理性、缘木求鱼！刘晓波先生在《民间觉醒时代的政治转型》一文中指出：“在中国，要在经济上实现利益分配的公正，首先取决于在政治上实现权利分配的公正”。在民众的权利意识、道德义愤、抗争精神整体上比较有限的情况下，“经济危机”对中共极权威胁有限。只有不断增强国民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抗争精神，使他们主动关心政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投身于“零八宪章”运动等民主维权运动之中，积极推动中国民主转型，实现《零八宪章》的基本主张，《零八宪章》所提及的“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等问题才会得到根本解决，国民们的包括经济权利在内的各种基本权利才能够在民主中国的国家机器的保护下获得最大限度的实现！
2.1.2思潮如旧，富难思进——驳析“中产阶级壮大决定民主转型”论
人心不易，穷难思变，同样，思潮如旧，富难思进。如上文所述，如果缺少道德义愤、权利意识、抗争精神，“穷则思变”的情况不会出现；同样，“富则思进”的情况亦不会出现。
“富必思进”的观念，在当今中国大陆突出表现为“中产阶级壮大决定民主转型”之类思潮。此论与“经济决定政治”论具有相同实质。虽然上文已指出了“经济决定政治”论的系列错谬，但是，由于中共统治区的中产阶级有别于宪政民主国家的中产阶级，且“中产阶级壮大决定民主转型”是较有特点、较有影响力的“经济决定政治”论，故而专章驳析。
刘晓波先生在《私营老板“稳定共识”的背后 ——大陆民主化的动力分析之一》一文中提出，虽然“私营经济同样受歧视，只能拣一点权贵们或有意或无意掉下的残渣”，“但是他们仍要付出很高的‘权力费’，私营业主用于攀附权贵的投资，决不少于其他投资，正如一些港台富豪用钱买一顶人大或政协的红帽子，买出入中南海的通行证，从而得到更多的大陆市场份额一样。”“与平民百姓相比，私营业主毕竟搭上了‘先富起来’的便车”，“在大陆的畸形市场中……凡生意人皆有一双不干净的手，而是否被全部斩断或砍成残疾的权力，全在执政党手中，想收拾谁都能找到充足的理由，不由你不温驯。”
正因为大陆中产阶级不得不付出不菲代价在不同程度上同极权体制建立深度依附关系、罪恶捆绑关系、利益共享关系，刘晓波先生指出：“许多人认为，大陆的政治民主化有赖于中产阶级的培育、发展和成熟……但是，目前的大陆，先富起来的私营老板和其他的富人一样，是政治上最保守的阶层，目光之短浅只盯着眼前的既得利益”，“上等奴隶做久了，自有想坐稳的利益和乐趣所在。”“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过份关注，使他们很容易产生恐惧综合症，似乎中国的所有混乱都是中央权威的削弱造成的，似乎所有来自民间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都是帮倒忙，似乎平民要求政治改革就是想劫富济贫，再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的经济文革，必然导致社会动乱。”“（大陆中产阶级）没有多少想改变现存体制的内在动力，私下聊天中的牢骚也只是牢骚而已。”笔者所接触的大陆中产者虽为数不多，但他们皆如刘晓波先生所述——是亦为“中产壮大未必有利于民主转型”的佐证。
严家伟先生则指出，中国所谓的中产阶级多是特权阶层中的普通既得利益者、中低层既得利益者。在《“中产阶级民主梦”已梦断神州》一文中，严家伟先生指出，在权贵资本主义制度下，中国一直是一个“中层缺失”的社会，即使完全从经济层面来讲也是如此。“如果硬要说中国有什么‘中产阶级’的话，确实也可能有。不过对不起，在这个‘中产阶级’的前面还应加上两个字：特权。如果觉得这‘特权中产阶级’之名欠‘雅’的话，可以将其称为‘极具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他们是些什么人呢？笼统而言之，就是在各级政府部门（特别是在权力机关），和在官方垄断的事业、企业单位中供职的那个庞大的群体。”“由于钱来得太容易，所以一个国家电网的抄表员月薪竟能达到8000元。比抄表员地位高的，月薪该是多少，笔者智商低就不敢妄测了。这个群体粗略估计全国大约有2000万人。”“以上这两部份人，就是中国当今的‘特权中产阶级’，不但已经形成，而且已经壮大。不过他们能给中国带来民主吗？再退一步说，他们想在中国实现民主吗？恐怕傻瓜都知道不可能。”
笔者以为，刘晓波先生和严家伟先生关于中产阶级的观点可以互为补充。刘晓波先生重点指出了为数不多的、崛起于民间的中产者不得不在体制脚下跪求招安的事实，而严家伟先生则重点指出了数量庞大的中产者本就立足于体制的状况。归结起来，就是说，目前共统区的中产阶级大部分为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小部分多为体制外的依赖附庸者。因此，对于中国民主转型而言，“中产阶级壮大决定民主转型”之论纯属无稽之谈。
何清涟在《一个学术神话：中产阶级的兴起能够促进中国的民主化》一文中指出，“中国中产阶级是现存政治秩序的受益者。中产阶层的主体仍然是党政事业机关工作人员，他们既是这个体制的维护者，又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除此之外，何清涟还将教育、医疗等市场化的垄断行业从业者纳入中产阶级群体，并称私营企业主与体制内权势者是利益共生关系，“目前，与其说中国的中产阶层的主流是希望民主化变革，还不如他们希望稳定。”
总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民间智囊机构布鲁金斯研究所曾经举行过有关中国问题的研讨会，据与会专家的发言和在大陆的抽样调查结果，得出结论：中国中产阶级多已成为中共支持者而非政治改革动力。此类抽样调查文章还有陈捷的《中国的民主化和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民主态度》一文，此文基于概率抽样调查、分析指出：威权制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并非一定支持民主化；中产阶级对国家的依赖度与其对民主的支持度之间存在负相关性；中产阶级所感知到的社会和经济福利同样也与其对民主的支持呈负相关。也就是说，正因为中国中产阶级多数对体制极具依赖性并因体制之故而不断获利，所以普遍不支持中国民主化。由于本段所引结论皆系由实际调查、数据分析而得出，是以有力证实了本文所引的刘晓波先生、严家伟先生、何清涟女士关于“中产阶级与中国民主化”的观点。
陈捷在《中国的民主化和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民主态度》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在新加坡，大多数中产阶级认可一个非民主的政府，只要该威权主义政府继续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在马来西亚，新兴中产阶级，尤其是那些马来族的中产阶级，要么非常积极地支持日益走向威权主义的政府，要么继续对政治保持冷淡。在印度尼西亚，新兴中产阶级坚定地支持维持现状。尽管台湾地区和韩国已经成功地进行了民主转型，但中产阶级在支持民主化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在一些研究中一直受到质疑。研究表明，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新兴中产阶级在刺激民主发展上贡献甚微，而且他们的阶级利益与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府的利益是联系在一起的。
有人会问，满清末造，很多革命党人不都是出身中产阶级之家吗？不错。但是，满清末造，排满反清已成时代潮流，武装起义渐成社会大势，暗杀理念广受认同，任何一个社会人皆会受此大环境的影响，加上清末中产者文化较高，更易接受革命理念。此外，在关联体制程度、附庸体制程度、受益体制程度等方面，满清末造的中产阶级远不及中共治下的中产阶级，比较容易脱离体制的引力。而中共治下的中产阶级则不然。由于中共极权统治性质使然，导致中共极权统治对于各种社会资源、自然资源、机会资源均有着满清政府所不及的极端严控特性，将“上门跪舔”的中产阶级的依附体制特性强化至极限。因此，目前虽有个别大陆中产者为推动中国民主转型付出很多，而且，在民主转型的时代潮流的影响之下，大陆中产阶级之中也许会涌现更多的民主人士，然而，由于大陆中产群体与中共极权之间有着史无前例的粗壮脐带，不可能出现多少主动抗争体制者，极少数向往民主的中产者很难改变“富不思进”的大陆中产阶层的整体生态。对比下层民众而言，大陆中产阶级中的为推动民主转型、抗争极权专制而有所思有所行者的比率要低得多。因此，“中产阶级壮大决定中国民主转型”之论并无实现可能。
有些民主维权人士认为，要先经济后政治，以经济方式创造政治抗争条件，并将民间反抗发展之际难以为继、愈发式微等状况归因于经费缺乏，言必称“经济决定政治”。当然，财富支持、物质保障在政治博弈、政治抗争的全程尤其是初期能够发挥一定作用，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场声势浩大、震撼全国、席卷各地的抗争运动，其主要推动力皆是人心，而非金钱，是民意，而非物资。经费无论多少，皆只能为抗争者提供基本抗争条件，而绝对买不到抗争者的抗争意志和牺牲精神。请问，在八九爱国民主运动中抗争在前、殒身不恤的中华英雄们是为赏所惑吗？陆皓东、史坚如等兴中会民主革命先烈是为利而动吗？徐锡麟、秋瑾、吴樾、彭家珍、林觉民、喻培伦、熊成基、尹志锐是被刺杀一名督抚多少钱之类的条件所引诱才愿意冒险犯难的吗？在笔者看来，将大陆民主运动不振的状况归咎于经费不足的这种观点，只适合解释某些微观民运问题，如过于强调“经费问题”“经济实力”而将政治动员、政治抗争、维权博弈置于同等位置或次要位置，则很近似于“富则思进”之类的思潮。笔者以为，凡经费有限的反抗运动，其经费有限的根本原因在于道德义愤不强、抗争意识不足、抗争理念有误、抗争路径走偏。若不然，大规模反抗必生，此时，仅仅依靠抗争群体的庞大内部资源便足以自给，足以实现“以运动养运动”，若再能有效获取外界支持，更不会为经济问题所困。毛有名言：“路线正确，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夺取政权；路线错了，有了的一切，都可能会丢掉。”不得不承认，将此话暗含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等厚黑因素滤掉之后，剩余部分极有道理。
2.1.3 大陆的半调子“经济全球化”对推动民主转型作用有限
“经济决定政治”论在国际层面的一个论调是：只要中共持续改革开放，最终会促使共统区彻底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进而不得不进行政治变革、建立宪政民主制和真正的市场经济。
中共跛足改革的过程，也是共统区部分经济领域和边缘性政治领域逐渐同化或半同化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共极权统治确实被弱化，民间社会确实在壮大，民众权利确实在扩展，而且，半调子经济全球化虽无法改变大陆市场经济的半调子现状，却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活跃了半调子市场经济。如，大陆互联网虽在中共强力封锁下沦为局域网，但对跨国公司员工和需要经常联系海外的普通网民而言，只要稍通一点网络技术、拥有几个翻墙软件，就可将局域网变成广域网，从而夺回网络知情权；即便在大陆局域网之中，因国际经济联系的带动，尤其是跨国网络服务商和跨国市场化传媒之间的竞争需要，可将一些中共所不乐见但也不甚敏感的信息搬到墙内；由于大陆局域网网民极多，即便纯粹在局域网内交流也可在不同程度上以信息互补方式夺回部分知情权；民间社会与海外建立了广泛的商贸联系并不断获得经济收益，使一些民众收入增加；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发达民主国家的产业、技术、服务、经济理念、商业模式等持续涌向大陆民间，刺激并丰富了民间创业意识，增强了民间创业力量，使大陆经济产业日趋多元化，商品和服务不断丰富；越来越多的大陆民众通过出国了解到了宪政民主制度对民众的好处和极权专制的危害；发达民主国家的某些生活方式、民用产品和民用技术逐渐在大陆民间普及，虽然有不少因素流于表面化、本土化、媚俗化，但仍有不少积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民众的自由空间和权利空间，提升了民众的权利意识，增强了民众的独立思考能力，扩大了民众的知情权；等等。
如上所述，由于中共的跛足改革终究与经济全球化稍有交集并产生了少许良性效果，遂使得美国等主要民主国家的部分精英和一些中国民主人士对中共极权的改革开放的幻觉和期望不断扩大。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共主导下的经济改革必然逐渐推动中国社会利益分化、观念变革，进而促使中共政治体制渐进改良、最终实现宪政民主。这种一厢情愿在中共六四屠城之后有所跌落，但旋即在邓小平南巡之后迅速回升。然而此后，美国等主要民主国家目睹了“特色社会主义”的有增无减的种种罪恶、顽固、偏执，对中共“以经改促政改”的愿望在不断跌落，在习近平上台大肆打压民主维权人士、抛出臭名昭著的“七不讲”、炮制旨在强化一党极权和促进精确化专制的新国家安全法、大斥普世价值、狂批颜色革命、不断加大打压NGO和民间社会的力度之后，美国等主要民主国家对中共政权的主流评价愈趋失望、激烈，沈大伟等美国著名的权威中国问题观察家所发表的关于中共统治接近崩溃、必然崩溃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美国等主要民主国家对中共习近平政权的主流评价。
“经济全球化”对于中共统治区的良性促变作用是有限的。极权统治区的有限“经济全球化”，使得民间经济社会的良性变革和良性进步极为有限，充其量只能使极权专制统治被有限弱化，而无法导致极权专制统治瓦解。在笔者看来，目前“经济全球化”对于中共统治区的良性促变作用已臻极限，今后只能不断衰竭。由于极权专制的阻碍，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的进步已臻极限。如《零八宪章》所言，因中共政权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中共主导下的跛足改革和半调子“经济全球化”不仅日益在共统区彰显危害，且不断威胁民主国家和世界民主化进程。刘晓波先生在《中共崛起与世界新秩序》一文中指出：“经济开放并没有为中国带来政治进步，反而让钱袋迅速鼓胀的独裁政权愈发有资本抗衡美国。以经济崛起为特征的中共新型独裁的最大的负面效果，就是它的机会主义和‘金钱外交’对世界文明的毒化。中共现政权真有钱，金钱外交也真管用，它使残存的暴政得以苟延残喘，更使自由世界降低文明标准来迎合中共的政治要求。尽管中共当局不断强调和平崛起，也反复宣称无意挑战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但中共独裁的实际作为已经成为世界民主化进程的阻碍。”
刘晓波先生将中共极权对世界民主国家的主要危害归结为三点：一，中共政权已经取代前苏联而变成其他独裁国家的输血机；二，中共用金钱外交和多极政治换取欧洲自由大国的政治让步；三，中共用国内大市场利诱和要挟西方大资本。除此，刘晓波先生还指出了中共极权对国际贸易平衡、自由汇率等方面的危害：“从经济的角度讲，以牺牲劳工权益、环境保护和道德底线为代价的中国廉价商品，已经对国际贸易平衡造成巨大冲击。西方各国对华贸易逆差急遽升高，中西之间的贸易纠纷不断，欧盟和美国频繁地对中国廉价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中共对高赢利行业的行政垄断也对世贸规则构成巨大挑战，外汇管制制度威胁着自由汇率规则，以至于，西方国家不得不绞尽脑汁地逼迫人民币升值。”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暴政的软硬兼施，会使跨国公司的逐利本性极限放大，为了利益而助共为虐、跪拜专制，从而使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民主化产生负面作用。余杰先生在《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一文中指出：“经济全球化在某种特定环境下有可能阻挠全球政治民主化的步伐。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跨国公司所起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当中，有些跨国公司违背人类基本的道德底线，或者疯狂掠夺后发展国家的能源及各种资源，或者将垃圾、有害农药、有危险的基因产品等倾销到穷国，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的许多国家成为其牺牲品。”
“更让人忧虑的是，许多跨国公司为了经济利益，与独裁政权狼狈为奸，成为其最大的支持者。最突出的情形便是若干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余杰先生大量列举了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恶劣作为：沃尔玛订购中国囚犯所生产的大量廉价商品、在其中国总部建立了中共支部；思科公司帮助中共建立“网络长城”（剥夺公民知情权的“金盾工程”）；微软应中共的要求单方面删除《纽约时报》助理安替撰写的包含所谓“敏感”内容的博客；雅虎向中共提供王小宁、师涛、李志、姜力钧等异议作家的个人资料并导致他们被判重刑；谷歌为适应中共信息不自由的“国情”而推出经过了过滤的“谷歌中国”（笔者以为，谷歌后来的表现大体还算令人满意）……
笔者以为，希望中共在“经济全球化”冲击下自动弃恶向善和对“以经改促政改”的厚望之所以是一厢情愿，关键问题就在于错判了极权管控下的经济与极权政治的关联，高估了中共极权头目们的政治良知和道德底线，低估了中共极权的专制管控手段、对大陆经济的控制能力、对清算的恐惧程度和对既得利益的贪婪程度。目前，中共的跛足改革能够达到这一地步，已触及了极权统治团伙的忍受底线并促使中共不断强化对社会的专制管控。在中共极权统治之下，跛足改革使得部分经济领域和边缘性政治领域已同化或半同化于“经济全球化”，已臻最佳状态。笔者以为，只要中国今后依旧处于极权专制牢笼之中，大陆的半调子“经济全球化”不仅无法出现良性突破，还会不断遭受破坏，逐渐弱化。习近平政权目前在政经各领域的加强专制管控之种种行径和与时俱进的倒行逆施之举，就是最好的证明。
陈永苗先生在《走路去月球：从经济自由到政治自由》一文中写道：“前英国驻北京外交官盖思德在《动员各方力量，支持中国民主化》中说，关心中国民主化的海外人士大家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共识，那就是：假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者会把中国带向民主只可能是一个错觉。任何相信这一错觉的外国政府都是在有意或无意地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勾结，在历史上造成重大的欺骗，从而最终导致自由和民主的灭亡。”如今，美国等主要民主国家的主流社会似乎逐渐对中共极权减少了幻想、擦亮了眼睛，尽管已经为时不早，但绝对是一件好事。这无论是对帮助中国民主人士和觉醒民众推动中国民主转型而论，还是对美国等主要民主国家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而言，皆有大益。
2.1.4 对于推动中国民主转型而言，政治维权重于经济维权，底层维权重于中产维权（富人维权），体制外维权重于体制内维权
由于“维权”一词的热度已同于“民运”或超越“民运”，且其自身亦具一定内涵，因此，笔者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之上，对“维权”作以论述。
首先，要对“维权”的基本含义进行界定。笔者以为，“维权”中的“权”，应是天赋人权、宪政民主制度下的普遍权利、基于普世价值的各种权利。但事实上，维权人士因政治追求、利益诉求、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而对“维权”理解有别。广泛出现在中共官方话语中的“维权”一词，自然是将“维权”的范畴界定在中共法律制度框架和极权容忍度之内，是以，在中共官方对“维权”的有意无意的歪曲宣传之下，“维权”之论与改良之说关联甚为密切，很多维权人士尤其是访民们的“维权”基本属于体制内行为。在笔者的本节论述中，所采取的是笔者对“维权”含义的认知和理解。
毫无疑问，所有的“维权”皆对促进、推动中国民主转型有一定作用，然而，不同的维权，对于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作用是不同的。基于本节前三部分的论述，对于推动中国民主转型而言，政治维权的意义重于经济维权的意义，底层维权的意义重于中产维权（富人维权）的意义，体制外维权的意义重于体制内维权的意义。因此，民主群体应从“民主转型”的战略高度出发，以差别原则对待“维权”，对于大陆民众不断增强的“权利意识”切勿等量齐观，对于大陆维权活动亦不可混为一谈，要用有限的力量支持较为重要的维权活动，对体制外底层政治维权活动，以及像“零八宪章运动”这样的兼具政治维权因素、经济维权因素、底层维权因素、中产维权（富人维权）因素、体制内维权因素、体制外维权因素但以政治维权因素、底层维权因素、体制外维权因素为主的综合性、全国性的维权运动，极有必要大力支持。
不过，对于经济维权活动、中产维权（富人维权）活动、体制内维权活动或以经济维权、中产维权（富人维权）、体制内维权为主的维权活动，民主群体也要在客观分析其对促进中国民主转型的利弊的基础之上，在密切观察其动向、分析其特点的前提下，在合适的时机、合适的地点给予合适的支持。当然，关于“合适的时机、合适的地点”确实不易给出详尽的标准，但也有一定规律：大规模的，跨地域的，跨行业的，持续性的，能够对中共极权体制的稳定性产生强烈冲击的，虽属个案性、局部性、短期性但能够充分代表某一社会阶层利益、能够唤起某一社会阶层共鸣的经济维权活动、中产维权（富人维权）活动、体制内维权活动或以经济维权、中产维权（富人维权）、体制内维权为主的维权活动，里面往往蕴含着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良机，往往与大陆民主转型潮流有着微妙的、动态化的交集，需要以充分的理性、敏锐的直觉、丰富的经验去观察、去分析、去把握、去驾驭。
小结：
“经济决定（政治）论”危害匪浅，此论之拥趸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马列邪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类观点、骗子屠夫邓的“先经济后政治”等论调的影响。在维权群体、大陆民众普遍缺少足够的博弈意志、抗争决心和理性的博弈路径、抗争方式的情况下，穷难思变，富难思进，大陆的半调子“经济全球化”对推动中国民主转型作用有限。指望中共极权体制下的经济生态自然而然地演化出一个民主中国，纯属一厢情愿、痴人说梦。只有经济之外的方式，才能为政治制度变革提供根本动力；只有全力推动“零八宪章运动”等民主转型运动，才是保障、实现国民们的包括经济权利在内的各种基本权利的根本途径！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