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存在很多怀疑和恐惧,以及将隐秘的“敌对外国势力”当作中国问题的起因的说法,因而让我无法树立信心。但如果说我在研究中国的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学到了什么,那就是与外界打交道时,中国会是一个违背常理、不可预知的国家。我学会了对预料之外的情况保持开放态度。
——夏伟

野心时代《纽约客》驻北京记者欧逸文是一位真正的“中国迷”。他结束在中国的工作、返回美国之后表示,最想念的是“北京饺子”,他说“我的血管流着中国的血液”。欧逸文出身记者世家,在哈佛念书时选了一门中国问题专家马若德开设的“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政治”课,使他大为着迷,从此与当代中国结下不解之缘。马若德开导欧逸文“如何在历史和政治的逻辑框架下叙述中国的故事”,使他的中国观察具有了历史学家的纵深感和政治学者的批判力。欧逸文以英华之年、纵横捭阖的文笔、锐利的眼光和深入的洞察力,把在中国八年的亲身体验与采访,谱成生动而又发人深省的《野心时代》,并荣获美国国会图书奖。

一百多年前,无数中国苦工赴海外淘金,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成为他们想像中的“金山”,直到今天,三藩市在中国更广为人知的名字仍然是“旧金山”。一百多年后,中国成为一座新的“金山”,中国人自己当然拼命淘金,世界各地的人们也涌入中国淘金。欧逸文不是淘金者,他是来“淘故事”的,因为没有哪个国家有中国这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欧逸文发现,这是一个活力四射但灵魂空洞的国家,激动人心的背后隐藏着社会系统逐渐失控。他直言不讳地写道﹕“中国经常让我担忧的一点是,制度在金钱、政治和权力之间失衡了。如果制度合理,就会迅速响应社会压力并作出调整;反之,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导致反应迟钝,滋生不满和怨恨,最终会演变为混乱无序。”

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

圣经《传道书》中说:“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欧逸文用“野心时代”这个词语概括今天的中国,他认为比此前使用的“个人主义”更加切实。这种野心指向三个目标:财富、真相和信念。财富显然被排在第一位。

六四屠杀之后,邓小平无可奈何地发现,再也无法用毛时代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来凝聚十几亿的中国人。七十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让共产主义的大厦摇摇欲坠;而六四的枪声则让党彻底失去了民众的尊敬,剩下的惟对坦克和刺刀的恐惧。但是,仅仅让民众恐惧的政权,是无法持久的。

于是,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在政治上持续收紧的同时,将一部分经商致富的自由归还给人民。在漫长的毛时代,中国人被迫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就连农民用“自留地”种植水果和饲养家禽来贩卖,也被视为万恶不赦的资本主义“尾巴”。而一旦政府允许人们埋头挣钱,全民经商的壮观景象立即如洪水般席卷全国。

欧逸文在书中描写了各种各样已经致富或走在致富道路上的人:创办婚恋交友网站而成为富豪的来自湖南农家的干练女子,居住在北京昂贵的别墅中,院子里还是农家的摆设;靠反西方的民族主义煽动一夜成名的年轻大学生,其目标却是获得天使基金,经营商业性的网站,而这不正是他反对的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吗?发明“疯狂英语”教育法的李阳,虽然陷入家暴丑闻,却仍能掀起万人追随的风暴,不仅满足登高一呼的领袖欲,更捞到数也数不完的钞票。为了了解先富起来的中国人的生活状况和内心想法,欧逸文甚至报名参加了一个中国人赴欧洲十国旅游的团队,与团友们同吃同住,观察他们的言行举止并详细记载,由此成为本书中最有趣的章节。

欧逸文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写经济学家林毅夫的故事,他好不容易才打动林毅夫接受其采访。为此,欧逸文甚至跑到与厦门一箭之遥的、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的金门,考察当年国军上尉林正义游水投奔彼岸的出发点。台湾太小了,满足不了林毅夫的野心,中国才是他挥洒自如的舞台。果然,林毅夫成为中共的座上宾,中共甚至出钱供他到美国留学,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弟子。林毅夫当然知道中国面临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但他一句话都不说,而是将中国描述成花团锦簇的“优胜美地”。此后,林毅夫被中国拱上世界银行副行长的高位,一时风光无限,用欧逸文的话来说,“林毅夫靠着当人民共和国最热心的经济发言人而飞黄腾达”。然而,无论林毅夫如何为中共鞠躬尽瘁,中共始终将他视为外人,不会给他财政部长或央行行长这样的关键位置。反之,林毅夫的两个学生姚洋和夏业良先后与老师分道扬镳,秉持知识分子的良知,言说中国经济千疮百孔的真相。欧逸文在书中也提及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可惜篇幅远远少于林毅夫。若是由我来写这本书,我花在林毅夫和茅于轼两人上的篇幅,会跟欧逸文的书“打个颠倒”。

在林毅夫之前,还有一个台湾名人投奔中国大陆——著名的校园歌手侯德健。出于热爱自由的艺术家的天性,侯德健失望地发现八十年代的中国比尚未解严的台湾还要压抑。于是,他热情澎湃地投入八九民运,与刘晓波等人一起成为天安门广场上绝食的四君子。最后,侯德健被中共当局赶回台湾。林毅夫与侯德健天壤之别的命运,或许又可以写成一个新的故事。

谁是追寻真相的人?

欧逸文接着描述了那些追寻真相的中国人的故事。他们是异议知识分子,是网络爆料人,是不甘于充当党的喉舌的媒体人,以及许多普通民众。中共政权掌握了世界上最大的宣传机器,其目的就是掩盖真相、制造谎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由此开始了。

书中详细描写了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中共当局的第一反应不是救人,而是掩埋火车残骸并掩盖真相。即便是有影帝之称的总理温家宝的倾情表演,也无法安抚愤怒的人们。人们追问温家宝为什么等了五天才视察现场,他回答说他病得很重,过去十一天一直在床上。然而,在互联网上,有人挖出那些天的新闻标题及照片,证实他在接见达官显要,主持各项会议。这就是互联网的威力。

欧逸文广泛接触了那些不屈不挠地追求真相的人:被很多异议人士视为兄长的刘晓波,青年作家韩寒,以及在网上曝光贪官污吏的艳照和日记的、不知名的“扒粪者”。其中,他用了最大的篇幅来写胡舒立的故事。然而,为什么其他人都无法享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惟有胡舒立是一个例外呢?

我不太同意欧逸文将胡舒立视为追求真相的人当中的一员。胡舒立掌控的媒体,无论是此前的《财经》,还是当下的《财新》,确实揭露了不少新华社、央视和《人民日报》不可能揭露的丑闻,但是,它们也与这些老资格的官媒一起遮掩更多的真相。就在《野心时代》出版之后,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日趋白热化,胡舒立因着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之间异常亲密的关系,一跃成为中纪委的“编外新闻发言人”——在这个意义上,她和她的媒体都不是“独立”和“客观”的。

不过,目光敏锐的欧逸文,在多次采访胡舒立的过程中,已然发现其中的某些端倪。有一天下午,欧逸文与胡舒立会见时,胡正为一件不寻常的约会而忙到很晚:她决定,自己顶尖的编辑群要穿新装,叫来一个专业的裁缝师给每个人定做。下面一个生动有趣的细节让人过目不忘:裁缝配了件象灰色直条纹夹克给胡舒立三十七岁的执行主编王烁,胡舒立掏著夹克腋下部位说:“这儿是不是太松了?”自己老板戳着他的胴体,王烁露出一种芫尔但宽容的表情,欧逸文打趣地写道:“我曾在狗儿被按进浴缸时见过几次。”然后,王烁抗议说:“已经很紧了。”裁缝说:“他觉得很紧了。”胡舒立说:“等一下!想想看○○七情报员电影,詹姆斯‧庞德穿的西装。照那样做!”只有像欧逸文这样老到的作家,才能用寥寥数语,就让一个温柔而固执的独裁者的形象呼之欲出。读到这个细节,就很容易理解习近平的“打虎干将”王岐山为什么会如此欣赏和信任胡舒立了。

相比于对胡舒立绘声绘色的描写,欧逸文笔下的刘晓波就远没有那么出彩。或许因为采访时间有限,欧逸文未能在刘晓波身上挖掘出更多动人的故事,而刘晓波不久后被捕入狱,再也无法接受他的访问了。在我看来,与长袖善舞的胡舒立相比,刘晓波才是矢志不渝地追求真相的人,如果说他有野心的话,他的野心就是让未来的中国成为自由中国。从目前的情形来看,身陷牢狱的刘晓波远未成功,正如欧逸文描述的那样:“一般中国百姓对和平奖颁奖典礼所知不多。他们从未听到主持人引用刘晓波的话,说政治改革应“渐进、和平、有序,有所控制”。他们没看到奖牌及证书被搁在典礼台上,一张空空如也的蓝色椅子上。而在那年冬天的互联网敏感词名单,删检人员加了个新的忌讳搜寻词:“空椅子”。”但是,刘晓波的声音终有一天将破冰而出,穿云裂帛、改变中国,如同曼德拉改变南非、哈维尔改变捷克、瓦文萨改变波兰那样。

中国人在哪里安顿自己的灵魂?

本书的第三个主题,是当代中国人对信仰的寻求。欧逸文发现,中国在活力四射及经济奇迹的“镀金时代」中,却缺乏精神支柱,中国人的灵魂空洞无物,这个国家的未来难以捉摸,甚至令人忧心。“中国已身处意识形态停滞的状态;没有任何政治派系能宣称自己有优势。民族主义还会多次爆发,政界里还会有新的煽动家来玩弄耻辱感,但那些情绪伤害党的程度,要大于对党的巩固。”

在《野心时代》中,作者写到了中国人对各式各样的宗教信仰的寻求。在中国,宗教信仰无法避免地成为政治问题——共产党害怕宗教团体与之抢夺人心和资源,将所有的宗教信仰都看作潜在的威胁。不过,这并不妨碍共产党官员沉迷在宗教乃至民间迷信之中。形形色色的气功大师游走于中南海:垮台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判决书中,有他将国家机密洩露给气功大师曹永正的细节;而另一名卷入杀人案而被捕的气功大师王林,在香港出版的画册中居然有与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合影。

对于共产党来说,既然无法用暴力消灭宗教信仰,就竭力利用之。五大宗教都被纳入宗教局的管理之下,而政府的宗教局又必须听党的统战部的话。欧逸文曾住在北京国子监也就是孔庙附近,他顺道采访了孔庙的负责人——这位负责人并非孔子的嫡系子孙,而是一名来自中宣部的高级干部。这名身为共产党员的官员一手打造了孔庙的祭祀典礼,这个行为完全符合中共当局耗费巨资在全球范围内设立数以千计的孔子学院来展示“软实力”的雄心。

中国的官员、明星和正在茁壮成长的中产阶级,也对藏传佛教充满好奇心,尽管他们不会同情藏人被殖民的悲惨命运,也不愿去了解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想法。自称信仰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共产党,却要抢夺达赖喇嘛转世制度的垄断权,成为一个最不好笑的黑色幽默。于是,达赖喇嘛向共产党提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建议:“中国共产党假装自己比达赖喇嘛本人还懂转世制度,那么,中国共产党应该接受转世的观念,他们应该确认毛主席和邓小平的转世。然后,他们才有权参与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共产党在宗教信仰方面首鼠两端的态度,正如欧逸文所评论的那样:“中国政府以其滥权、欺骗,而无以讲出可以说服人的论调,阐述中国在现代世界里的意义。党已经把它的合法性,押在繁荣、稳定,以及奉祀空洞英雄的公庙上。如此行径,在竞逐灵魂的战场上已丢盔弃甲,逼得中国人民必须外出到思想的市场游逛,找寻他们自己的偶像。”

不过,这一部分却是全书中相对薄弱的环节。比如,对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复兴趋势,欧逸文虽然访问了北京和温州等地一些有代表性的新教教会,却未能更深入地挖掘基督教的复兴与中国未来的愿景之间的深层联系。没有以信仰为根基的中国崛起,对中国和对世界来说,绝对不是好消息,而是巨大的灾难;而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中国掘起,对中国和对世界来说,才会是莫大的祝福。放弃大学教职成为牧师的王怡,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未来的三十年,个人尊严的最终确立,不可能继续以财产权为核心。信仰必将取代利益,成为一个新文明的主要驱动力。第一步,是利益开始崛起,第二步是灵魂开始复苏,第三步才可能有文明的复兴。个人灵魂的普遍复苏,是这个民族复兴的前提。”一千多年前,在安史之乱中颠沛流离的诗人杜甫有一个美好的梦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而在礼崩乐坏、野心膨胀、洪水肆虐的当代中国,作为信徒“生命共同体”的教会,就是比广厦千万间还要广阔的、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挪亚方舟——如果你想要了解这样一面的中国,《野心时代》中短短几页的内容显然不够,你可以去找另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前《时代週刊》驻北京记者大卫•艾克曼的《耶稣在北京》来读——在那本书里面,没有野心与欲望,只有爱和公义、恩典和救赎。

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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