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走在邪路上，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条邪路就是将改革变成了权力资本化与资本权力化的进途。这条邪路给中华民族和文明世界带来的祸害愈来愈大。追溯中国走上邪路的源起有两处，远者指向1949年，近者则指示1989年。就权力资本化与资本权力化的演进邪路而言，当始自1989年。之所以名为邪路，主要是指背离了人类走向人道、公平、民主、法治、宪政等文明的主轨，离弃了人类认同的是非、善恶等伦理与价值准则，即忤逆人类发展主流，违背人类普世原则，因而是逆历史潮流而行，是倒行逆施。权力资本化与资本权力化的灾难性后果正在日益显现，并对中国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与世界和平构成极大威胁。
中国正走在邪路上，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条邪路就是将改革变成了权力资本化与资本权力化的进途。这条邪路给中华民族和文明世界带来的祸害愈来愈大。如何扼阻中国继续在这条邪路上狂奔，这是个极其急迫而艰巨的课题。
追溯中国走上邪路的源起有两处，远者指向1949年，近者则自1989年始。就权力资本化与资本权力化的演进邪路而言，当始自1989年。之所以名为邪路，主要是指背离了人类走向人道、公平、民主、法治、宪政等文明的主轨，离弃了人类认同的是非、善恶等伦理与价值准则，即忤逆人类发展主流，违背人类普世原则，因而是逆历史潮流而行，是倒行逆施。权力资本化与资本权力化的灾难性后果正在日益显现，并对中国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与世界和平构成极大威胁。
世所公认，中国当代改革由1976年的“文革”结束起算，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识，以农村联产承包为经济改革内核，以理论上破除两个凡是为思想解放先兆。在此前提下，中国1980年代以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万里为主将而推开了全面改革的帷幕。这一切的改革都离不开一个主旨——放权自主，即将公共权力逐步下放，以增强从农民到工人的自主权，也即是开启了一个在改革名义下公共权力弱化与公民权利强化的过程。这种改革指向是通过法治进程使公共权力减弱与公民权利加增的，因此是走向人类法治民主的主流文明，是融入世界的正路，是符合人类发展目标的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然而，随着中国当局对1989年春夏爱国民主运动的镇压，中国社会改革事实已经夭折，而步入了一个完全不同于1980年代改革的时期，完全走入了一个权力资本化与资本权力化的伪改革时期。
所谓权力资本化，就是指通过公共权力来谋取私人利益，将权力变成了市场投资回报的商业资本。在这个过程中，权力宗旨由服务民众异化成谋取私利，权力完全丧失了自己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责，沦陷成了世俗市侩渔利工具。权力资本化自1989年中国对民主运动屠杀后社会的长期主导。中国从1989年之后所推行的各种改革名义下的举措，从最初动因到最后结果，无不遵循着权力资本化原则。从事实来看，哪怕曾经制订改革的初衷并非出自这种权力资本化目的，但最后结局却没有例外地变成权力资本化的注脚。我们看看那些国企改革，那些股份化，那些破产倒闭，那些资源重组，等等一切的经济改革，无不最终成就着权力资本化的结局。这其中最典型的山东鲁能集团改制，被权力通过30余亿买下了上千亿财富，就是对权力资本化的经典注解（详情请参看中国大陆《财新》报道——《谁的鲁能》）。直到今天，中国社会从电信到能源，从土地到矿山，从空气到水源，几乎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被权力瓜分殆尽。
资本权力化就是指通过拥有的资本财富，来操控权力。其中操控的手段可以是直接掌握巨大资本者自身掌权，可以是推举自己利益代表掌权，还可以通过资本赎买掌控下的当权者来为自己服务。总之，资本权力化就是通过拥有的资本来控制权力，使权力为自己资本增值服务，以维护自己资本的安全，保证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与最持久化。
中国从1989年至今，整个社会进程都和权力资本化与资本权力化交集着。但是，其中先后主次还是有所不同。1989年到2002年，即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至十六大之前，中国社会主要进行着权力资本化，即整个社会发展事实就是权力资本化进程。这个时期在最高掌权者“闷声发大财”的暗示下，权力资本化进入了疯狂阶段，各种假借“改革”名义下的公开与半公开权力对资源的掠夺瓜分，成为整个社会无处不在的现实。通过这持续十三年的疯狂权力资本化，中国社会主要资源事实已经被权力分割殆尽，形成了以权力为主导的中国不同利益集团，完全操控主导了中国的经济命脉。2002年之后，中国进入了资本权力化为主导的时期。这个时期，社会在以权力为不同分界形成的各种利益集团掌控下，出现了为维护集团利益而主动布局权力梯队，从上架构“九龙治水”，从下衍生各种地方权贵豪强肆虐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政治生态就是大肆繁衍朋党政治的时期。应该说，朋党政治是权力资本化到资本权力化的逻辑必然。在资本权力化的时期，国家权力事实成为了集团利益的代理，国家机器完全操控于各个利益集团手上，各种政策法规无不以维护利益集团为核心，社会一切改革都最终沦陷入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窠臼。这时代“维稳”成为了最高目标，而维稳的实质就是维护权力资本化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格局不变。
当然，以2002中共十六大为权力资本化与资本权力化为分界是相对而言的，事实上这种权力资本化与资本权力化一直交互作用于1989年后的中国社会，直到今天仍在持续，只是从轻重主次的角度来看，稍作区分而已。也就是说，在1989年至2002年的权力资本化中，也存在着资本权力化进程，只是权力资本化是社会的主导，占居着更核心的地位。而2002年后，随着社会资源被权力瓜分殆尽，利益集团基本定型，社会重心转向了维稳口号下的稳固既得利益集团格局，为使利益最大与持久化，利益集团着手布局权力，侧重于资本权力化进程。而这时期权力资本化仍在一些领域与地区持续进行，只是整个社会相对权力资本化而退居于次要地位而已。所以，权力资本化与资本权力化是中国1989年之后社会演进的主轴。
从人类道义、法理的角度，权力资本化与资本权力化都是罪恶的，它不仅颠覆了人类基本价值准则，而且违法悖理、逆天背道。从现实来看，这种权力资本化与资本权力化摧毁了民族固有伦常，弃置了社会是非评判，导致社会资源枯竭、环境废弃、贫富两极、矛盾日炽，以致人神共愤、天怒人怨。这种中国社会1989年后所走出的权力资本化与资本权力化之路，是人类有史以来所仅有的，是完全背离人类发展主流与正轨的邪路。若长此持续下去，必致中华民族亡族灭种，同时也必祸害人类。
如何及时扭转中国在邪路上狂奔这种罪恶进程？这是中华民族当下首要使命，也是人类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从人类历史经验来看，只有民主、法治与宪政，才会扼阻权力资本化与资本权力化的罪恶演进。而如何开启一个民主、法治与宪政的时代？公民社会的成长就是当今社会变革的根本。在此，让我们重温《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来源：民主中国